（2004年3月）9日上午与鲍威尔国务卿会谈。怎么与他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当时很费了一番心思，觉得还是要先跟对方讲清楚，不吵架，不交涉，而是坦率地沟通，尽量把谈话的空间搞得宽松一点。
我对鲍威尔国务卿说：“这次来华盛顿，主要是就中美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与美方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目的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国务卿先生不久前说，中美关系目前正处于30多年来最好的时期。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包括国务卿本人都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双方都应该共同珍惜。”
我接着说：“有些人提出，随着苏联解体，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随之减少甚至消失。然而，事实上，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双方都应珍惜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那种所谓中国将会取代苏联与美国作对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然后，我以明确的语气阐述道：“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中国也不是苏联。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
为了帮助他划清中国与苏联的界限，我还从大的方面向他解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力图减少美方的疑虑。我以此表明：第一，中国绝对没有与人争霸的政策；第二，中国没有这样的欲望；第三，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与人争霸的传统。
我说，中国共产党是要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办好13亿中国人自己的事，让我们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因此，我们真心实意地愿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与美方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鲍威尔回应道：“美国不认为中国是要争世界霸权，也不认为中国要在东亚搞霸权。”
我点点头，接着说：“中美关系的发展要尽可能排除各种干扰，减少麻烦。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做些事情。中美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这个基础上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他对此表示同意。谈话中间，鲍威尔还离席与伊万诺夫通了一个电话。伊万诺夫刚刚由俄罗斯外长转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通话以后，他再接着跟我谈。接着我讲了四点：
第一，台湾局势当前处于复杂、关键、敏感时期。要充分认识“台独”的危害和危险，防止事态恶化，出现失控。
第二，陈水扁这个人不可预测，有欺骗性，他是骨子里要搞“台独”的人物，我行我素。最近他在推行“公投”，甚至还制订了“台独”时间表，如果任其胡作非为，后果不堪设想，必将严重危及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破坏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一种说法，认为陈水扁搞不成“台独”，或台湾即便宣布“独立”，也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这种说法和想法很危险，是有害的，只会鼓励陈水扁等“台独”势力更加肆意妄为。
第三，中国政府坚持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平解决对大家都有利。我们一贯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极端事态，任何人妄图以任何方式将台湾分裂出去，13亿中国人民决不答应。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决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最后，我说：“布什总统2003年12月9日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明了立场，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任何旨在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国务卿本人和阿米蒂奇副国务卿也先后就台湾‘公投’等问题做了明确表态。但是，近来有些美国官员背离总统讲话的原意，在对外表态时私自塞进自己的意见，向台湾发出错误信号，你们要认真维护总统说的话，不要有杂音，不要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随意‘添油加醋’。”
鲍威尔听到这里，就问，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我当然不好说实际的例子，就回应道，你们得管管。后来了解到，他们还真做了一些事。
鲍威尔说：“美方坚持在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基础上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支持‘公投’。如果说其他什么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与总统、我和阿米蒂奇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鲍威尔承诺，将向台湾当局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防止任何人产生幻想。
接下来，我还跟他谈了香港和人权以及朝核问题。我与鲍威尔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会谈结束后，我与几个同志聊了聊，他们觉得这次磋商很有意义，但觉得我向鲍威尔提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在我回北京一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新任政策规划司司长雷斯给我写来一封信，第一句话就说我跟鲍威尔国务卿的这次会谈是“一次极有价值的谈话”，信中说道，此次谈话涉及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对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全面合作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我觉得他的话有实质性，其中有些暗示性的东西。后来我回想起来了，当时我与鲍威尔交谈时，雷斯就坐在后排，很认真地听，记了一个多小时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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