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5月17日刊发该学会访问学者加迪拉•佩蒂亚戈达的文章《中国新丝绸之路的驱动力,以及西方应该采取的应对方式》称,西方必须了解,丝绸之路项目标志着全球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不仅走向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而且走向更加多元文化的国际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亚洲和其他非欧洲的古老国家不仅上升到了全球秩序的中心位置,而且在重塑其架构,这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所有这些发生之时,西方的全球领导地位因为内部分裂而受到了损害。如果决策者想要应对中国的全球攻势,就必须了解背后的作用因素,并且对一些导致西方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的传统思维加以反思。
“一带一路”在本质上是个经济项目。在参与该项目的几十个国家当中,有许多国家向中国出口后者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考虑到中国日益降温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这对中国国内而言非常重要。
不过,“一带一路”远不只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倡议。它还服务于北京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亚洲与美国实现战略平等,重塑其安全环境,以确保其崛起不会受到约束。主要忧虑是,考虑到中国被美国的若干友邦和盟友包围,一旦与美国发生对抗,中国的贸易路线就会被切断。因此,“一带一路”加强了北京在这些贸易路线沿线所有国家的影响力。许多项目可以服务于经济和战略双重目标,比如瓜德尔(巴基斯坦)、汉班托塔(斯里兰卡)和吉布提的港口。
文化价值观也帮助推动了“一带一路”。在中国社会中,声望一直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价值观,至今仍然影响着决策者。
中国公众和决策者认为本国文明是伟大的,但遭受了殖民时代的屈辱,如今应该得到全球承认。许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是历史路线修正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几个世纪前,中国探险家郑和沿着当前“一带一路”的海上路线行进,与各国建立了贸易和外交关系。
北京把这项21世纪的倡议称为“一带一路”,而该项目在地理上回归了辉煌的过去。那个时候,欧洲传统大国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新世界尚未沦为殖民地。
某些优势有助于中国的全球攻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扎根于西方的机构不同,北京的贷款不要求各国按照自由市场规则调整国内经济。同样,中国奉行不干涉原则,所以在与各国打交道的时候不会考虑政权类型。与西方私营公司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灵活地缔结协议,而回报未必是现金利润,也可以包括战略影响力或者软实力。
丝绸之路项目标志着全球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不仅走向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而且走向更加多元文化的国际体系。
(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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