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引发世人对全球治理深层矛盾的深入思考。
毋庸讳言，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八大困境：一是一些发达国家陷入“两个不愿意”的矛盾境地，既不愿意失去在全球治理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又不愿意接受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甚至在全球治理中撤退。二是现行的全球治理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诞生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其历史进步与作用无庸置疑。但必须承认，它主要体现了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缺乏充分的代表性、民主性和包容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这种局限性日益凸现。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有关概念、理念、原则和议题的选择上，前者缺乏包容性的合作意愿，导致共识难求。四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类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和制度安排难以满足诸多的治理需求，全球治理出现“制度赤字”、“规则滞后”、“无法可依”，面临“治理赤字”。五是在全球事务上，各个行为体、各区域各行其道，导致国际局势紧张、混乱和无序。六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国际力量对比明显出现了权力转移现象，一大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和“多中心”格局，但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并没有充分反映这种变化，全球治理制度建设明显落后于国际力量对比的现状。七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已将人类的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球同此凉热，人类休戚与共。历史呼唤：各行为体应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共享成果。但当下，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本国第一主义”粉墨登场，与历史进步潮流逆向而行，与新时代失之交臂，与全球有效治理背道而驰。八是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处在转型与变革的历史转折点上，但转型缺乏张力，变革缺乏动力。
世界走向何方？我们如何求索全球治理之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讲过这样一个精辟的观点: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站在历史的当口，我们面对21世纪的世界大势，应该有一个宏观的、全景式的战略观察和思考。
数千年战争史和数百年殖民史，血与火告诫我们，人类厌恶再听到枪声，厌恶霸权。站在21世纪的历史地平线上，全球治理是各行为体“共同的责任”和“公共行为”，不是“霸权治理”，全球治理必须是国际社会共同提供“公共产品”，而非某些大国的“私有产品”。全球治理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支持。这是21世纪全球治理应坚守的崇高境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寻求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但中国是一个站在时代和人类进步的战略高度来积极推进全球治理的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必须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近年，中国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称赞，这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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