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汪道涵同志是在1982年10月开党的十二大的时候，我和他同为代表。那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我是文革后第一批恢复工程师职称的高级工程师和劳动模范。因为文革中断了高等教育和工程师的晋升工作，所以我那年虽然已经42岁了，但还是算做“青年高级知识分子”和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党员代表参加会议。这样得以面对面地接触许多上海的领导同志，当时他们都是近70岁的老同志，对我们这些相差一代的年轻人十分亲切，我们也真诚地向他们请教，不觉得有什么官与民的隔阂。
我在会上以我曾经工作过的核工业部和当时所在的上海航天局的体验为例，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当天傍晚在庭院中散步时，汪道涵同志特地把我叫过去说，你人年纪很轻，但说话有“老知识分子”的味道。按文革时的理解，我以为是有批评的意思，其实，他倒有鼓励之意。他说我讲得逻辑清楚，讲道理时还结合了案例，有说服力。然后他就问我，平时都做些什么？读些什么书？我说读的主要是物理和技术书，有时也读些哲学的书。他说，物理和哲学走得比较近，由物理学可抽象出哲学。我猜测他可能也是学物理的。他说是的，你何以知道？我说，你的发言中有时带着物理名词。由此，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还问我读书有什么困难，我说主要是找好书难。他建议我注意一本叫《世界图书》的期刊，这本期刊把新近国内外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书都汇集起来了，有摘要、有书评，读这本杂志能及时了解当前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动态。他又问，你最近做些什么工作？我回答他，我的小组填补了一项国家广播电视空白，设计出彩色电视用的电视摄像管偏转聚焦线圈，是一种电子光学器件，我们还有所创新，经过美国安培公司(Ampex)鉴定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又问，那你们为何能有所突破？我说，我还是在原理上和计算上下了功夫，再在设计上的关键点提出新想法和高要求，而次要点可以放宽要求以便于制造。他就说，把你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写成文章给我看看。我后来照办了，他让市委办公厅的同志找我，希望把文章改得再通俗些，在市委简报发一发。后来，我又在《物理》杂志发表了此文。
1984年我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也常常会谈到读书，有时候还互相赠送图书。
1987年末我去香港考察带回当时的两本英文原版的国际畅销书《是，首相》和《是，部长》，内容涉及批评英国官僚，多有讽刺和幽默。我把两书（共三册）呈他，请他判断有无翻译出版的价值。他很快将书转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翻译出版了，上市后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到2013年这两本书再次被英国拍成电视连续剧，再度又成了热演的剧目，中国网上也可以随时收看。
1998年我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时，他早就退休了，不过我们还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曾赠给我一本《宗教与科学关系及历史演变》。这是一本薄书，简述了一些基本和有趣的问题，由此，我又陆续读了几本与宗教哲学相关的专著。2005年春，美国的一位基督教福音派宗教领袖路易暸谅薹梦饰遥饰叶允ゾ陨系郏宰诮逃肟蒲в惺裁纯捶āＮ伊┵┵┒福甭式涣骺捶āＫ芫龋滴业募夂苌羁蹋醯煤苄孪剩誓懿荒茉偬讣复危缓蟪鲆槐臼椤Ｎ抑勒飧鑫侍夂苊舾校篮径晕宜担赶氯ィ∮Φ背鍪椤Ｖ泄淖诮涛侍夤噬嫌泻芏辔蠼猓ü愕幕埃盟敲靼孜颐嵌宰诮淌亲鹁吹模泄淖诮陶呤钦返摹５诙⑷问窃谏虾Ｌ傅模?006年出版了《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接着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出版了英文版、西班牙文版，美国的综德万出版社(Zondervan)也出了这两个文版，韩国熊津出版社出了韩语版。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用专门程序搜索得知，现在除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有120多个大图书馆都有收藏这本书。
这本书还得到了季羡林大师、许嘉璐副委员长、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美联社社长汤姆暱吕锏钠兰邸Ａ钗夷压氖牵督叨曰啊烦霭媸钡篮疽丫ナ腊肽炅耍荒茉偬岢雠酪饧？梢运得挥械篮镜闹С郑以诮叨曰笆币残砘峁诮魃鳎荒艹浞直泶镒约旱墓鄣悖獗臼榈某晒τ楣τ诘篮镜闹С帧?
2005年10月，我去瑞金医院看他，他和我谈起中国科学的进展问题。他说，历史上中国技术成就高，但科学上发展不够，是什么原因，需要认真回答。还说我们不能批判形而上学，形而上是抽象，科学需要抽象；形而上是道，形而下是器。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本新近版本的科学技术史，但是这个任务我没有来得及完成。
1998年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策划出版了一本画册《犹太人在中国》。中国籍犹太人作家和翻译家爱泼斯坦写了序，道涵同志欣然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书出来后，我在访问以色列时赠送给他们的总统和总理。与中国谈判WTO的美国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是犹太人说，这本画册将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他们将永远记住中国人民帮助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恩德。有一位犹太人一下就买了几百册，可以说受到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欢迎。
支持新闻教育
1998年，我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之前，道涵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在国际舆论上是劣势，我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的一些文章缺乏说服力，占不了上风。有些文章中国人看着都吃力，外国人怎么可能看得懂呢。这些话给我很大冲击。当时我们对外宣传的口号是加强是“向世界宣传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宣传一词在中文里没有问题，但是翻译为英文是“propaganda”，在英语语境则有贬义。于是，我在对外表达时，就把“宣传中国”改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国情、社会进步，中国的政策，向国际社会解疑释惑。2005年我的第一本书《向世界说明中国》出版，书中收集了我在国际交往中的对话和演讲实录。我拿到新书就请他批评指正，他说，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极为必要的，还可以继续出版下编，会有人看的。此书果不出他的预料，在最初十个月里就重印了7次。而下编是在2006年1月出版的，他刚逝世不到一个月。
他一直说，对外传播要培养些新人，新人要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当代局势。你是不是帮助清华建立个新闻学院，或者是新闻国际研究中心。2000年，道涵同志不顾年事已高，还担任了新建立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顾问，并亲自到北京，约我与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和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同志，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长远发展目标和清华大学新闻人才培养进行探讨。道涵同志提出了未来清华新闻学院的办学思路和方向，即“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它的综合国力，而且与它的国际形象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国际传播现状，特别是美国媒体，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极大的学术价值。我们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传播这个重大课题，要研究和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研究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使清华大学在新闻学、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成为能与西方传媒和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重镇。”2005年初冬，道涵同志和我见面时，还问我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办得怎么样了，并嘱咐说“一定要有战略眼光，一定要继续支持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特别是支持清华国际传播中心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国务院新闻办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推广新闻发布制度，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新闻发布经常化。当时只有外交部建立了发布制度，其他各部委办都没有新闻发布的习惯。新闻发布也没有形成全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没有成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常态；而西方国家天天在做。当时，我们就委托清华、复旦、人大、北大等高校，一个省一个省地培养新闻发言人。2013年是新闻发布制度普及的十周年，现在全国已有30万新闻发布人员了。
心系国家、心系党、心系后辈
无论是他去北京，还是我回上海看他，我们见面谈的最多的除了读书就是对国内外时政的看法。在2004年有一次他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有什么看法？国际、国内和党内都谈谈”。我一一简明汇报，请他指正。我说，党内呢，是腐败问题。他说，这固然是个大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在先的大问题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你要组织论证。后在中国社科院的协助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要求。
记得2005年最后一次去上海瑞金医院看望他，他的病榻之侧沿墙放着个半人高的书架，摆满有许多书。道涵同志说，“你看我已是‘四管齐下’了(导尿，输液等等)。”接着让护士从书架上端取下三本灰色的厚书给我看，那是一套新出版的中译本《近代数学》。汪老说：“你看看这本书写得如何？我已看了复变函数一章。”我问他为什么看复变函数，他说，“复变函数与IT（信息技术）有关，IT的理论要用到复变函数。温故而知新嘛！”他读书的确是一种乐趣，是一种享受！
这么说吧，他指导我读书，鼓励我写书，操心我到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对我一人如此尽心，而是对许多人都如此，这是他时时刻刻心系国家、心系党、心系后辈同志的缘故。
道涵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活到老学到老，诲人不倦也到老的，令我们总会亲切回忆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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