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日益走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和全球安全领域的敏感地带，中国与既有国际秩序的关系也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简言之，既有国际秩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西方主导的，中国要么被排斥在外，要么被动卷入，要么作为有限。如今，中国毫无疑问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重大贡献者、坚定维护者和渐进改革者，而在部分领域，中国甚至开始成为国际秩序的引领者。既有国际秩序的存续与否、公正与否、进步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中国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秩序正进入一个深度互动的新时期，中国正在谱写与国际秩序新型互动的新篇章。
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历史”
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日起，西方即开始主导所谓现代国际秩序的话语权。原因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首次确立了现代国际秩序的若干基本准则，比如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等。这些准则虽然此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并没有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那样明确地规范，进而具有超越区域成为所谓全球普适性准则的意义。因此，西方人天然地认为，是他们开启了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理所当然应该主导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国际秩序。
但从历史的大视野去看，这个秩序所规范的相关国际关系原则，更多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和经验之下，极其不全面也相当不完善。欧洲各国在1648年构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世界还存在几个并行体系，比如中国的朝贡体系，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体系，而此时的非洲、美洲、大洋洲板块则远离这些体系，尚未全面觉醒。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的只是欧洲部分板块，对世界并没有广泛约束力。
从中国的视角看问题，中国传统秩序出现裂痕，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其中1592年的中日壬辰战争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
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公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对日本而言，这是发动海外侵略战争的起点；对中国而言，则是自唐朝以来一直学习中国的好学生日本，开始动手打老师了。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将日本的这种战略意图当做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略转折，依然沉醉在天朝王国的幻象中；及至1840年英国人挑起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中国人依然处在半梦半醒之间；再至日本人在1894年重演壬辰战争那一幕，通过甲午战争将天朝大国的尊严打得体无完肤，中国才“猛回头”完全惊醒。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裹挟进所谓现代文明体系，再被当年自己的学生羞辱得颜面扫地，华夏体系已无法维系。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百年屈辱，由此开端。此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漫长的救国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建设进程，并最终走上通过改革开放迈向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
中国人的秩序观、体系观与西方人相比，自成一格，是不争的事实。中西方之间在所谓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和隔阂如此深刻，也是源于两种不同秩序在不同轨道上的自我演进。等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尤其是跟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在一战和二战的战场上并肩作战，两种体系或秩序才有了正式的正面互动。
然而，这种互动对西方而言是主动的，对中国则是被动的。虽然中国也以战胜国身份参与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共建，但仅分得西方列强的残羹冷炙，遭受的却是更大的屈辱。
二战后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中国终于能与美英苏等列强共建联合国，并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这是建立在西方对中国未来政治方向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之上。一旦中国的国内政治方向出现另一种面貌，西方的脸色即为之一变。
新中国仍然被西方视为旧世界，被孤立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秩序之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一度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再次带来期望，认为中国从此走上融入西方体系的不归路。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命运始终还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几十年之后，中国既没有“西化”，也没有“分化”，中国虽不再是那个封闭的中国，但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苏联，虽在崛起，却坚定地奉行和平崛起；虽坚持独立自主，却不全面挑战既有国际秩序；虽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却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比西方更坚决。对于这样一个中国，美国人和西方人既爱又怕，想全面接纳却心有不甘，想全面遏制又难以做到，想放任自流则风险太大。怎么办？西方战略思想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但迄今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西方对国际秩序缺乏新主张
正当西方战略思想界人士集体思考如何规范、塑造中国崛起之时，西方自身出了大麻烦。从2001年9?1事件冲击美国西方的安全心理防线，到2008年“9?5金融海啸”震动西方金融经济堤坝，再到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逆袭”引发西方政治社会地震，西方遭遇冷战后20多年来甚至近百年来最深刻的挑战，而世界也正经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这一四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切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正岌岌可危，有坍塌之虞。
西方世界之所以在“赢得冷战”后短短20多年内即面临整体性困境和集体性焦虑，在于他们习惯于在自我编织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幻象中自娱自乐，沉迷在虚拟经济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在“全球化=西方化”的等式中不能回头。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的历史大潮，不是放下身段主动迎接，而是依然故我不思变革；不是反思自己，而是怪罪他人。其结果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没有经济获得感和社会安全感的普通民众用选票给当权派或建制派一个重击，使西式民主开始出现制度性危机；西方国家外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使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面临全方位冲击。
面对国际秩序的乱象，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令人失望。它们要么“躲进小楼成一统”，规避责任寻求自保，如英国脱欧；要么大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追求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如高呼“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要么还不知所终，仍在为自身命运和欧盟命运忧心忡忡，如法德意等欧洲大陆国家；个别国家则似乎在利用国际乱象混水摸鱼，以非正常手段寻求所谓“正常国家”地位，如日本。一时间，西方对全球治理兴趣锐减，对国际秩序何去何从也总体缺乏新的主张，持一种得过且过的消极心态。与此同时，广大非西方国家也多陷入经济困顿和政治转型，对国际秩序的未来缺乏必要的想法，显得十分迷惘。
既有的国际秩序面临瓦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未建，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境况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各国“只扫门前雪”而不顾地球村这个共同的家园，那么表面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繁盛到头来给世界恐怕带来的将是更大的灾难。在此背景下，人们自然地开始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中国给失序世界吹进清风
长期以来，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孤立或排挤中国，而非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既有国际秩序的相互交融为前提启动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在融入而非背离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谋求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强盛时，中国抱着参与、学习的态度融入国际秩序；而在西方式微之际，中国也并未寻求对国际秩序推倒重来，而是以维护者、改良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更重要的是，在新旧秩序转换的历史关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姿态为未来秩序的构建提出新理念，发出新倡议，并以行动予以践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秩序进入深度互动的新时期。
其一，中国为国际秩序的改革和重构提出了一系列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理念、新思想、新倡议，为国际秩序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亚太自贸区等等新理念、新构想，以其超越意识形态和传统地缘政治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开始传播开去，赢得人心，获得赞赏，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其二，在全球治理领域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给失序的世界吹进一股清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与主导权相当长时期内为西方人所把持，但他们动辄将全球治理当做治理全球的工具，渗透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在需要时往往高唱全球治理赞歌，而一旦面临危机、忙于内顾之时，则将全球治理置之不顾。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效应的展开，西方明显有从全球治理回缩的势头，而世界乱局则又使得全球治理比任何时候都显紧迫和必要。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鼓动中国承担更大责任，一些非西方国家也期待中国扛起全球治理的大旗。
对此，中国没有选择一味韬光养晦、涵养内力，而是既量力而行，又勇于担当，兼顾国情和世情，从理论层面深化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从实践层面将全球治理作为参与多边外交的重要议题，并在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系统阐释中国主张，拿出中国方案，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展示负责任大国风范，发挥引领者和推动者作用，针对“逆全球化”浪潮泛滥，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以正视听。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有助于世界各国凝聚共识、明确方向，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可谓事半功倍，对稳定国际秩序则起到定心丸之效果。
其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构想，主动联结内外，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崛起的快车，使中国崛起惠及周边及全球，将中国战略机遇扩展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机遇，由此体现出中国不同以往的大国魄力和担当。正如不少国际有识之士所言，“一带一路”给动荡地区带去的是和平，给落后地区带去的是繁荣，给全球经济带去的是希望。同老牌大国以殖民或战争手段打破旧秩序、实现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不仅从一开始以融入国际体系为起点，而且最终以捍卫国际秩序为归依，完全是一种全新的风格和面貌，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其背后所体现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精神，更为新的国际秩序的重构指明了方向。
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
旧的国际秩序不会轰然坍塌，新的国际秩序也不会一蹴而就。但毫无疑问，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当今世界，没有一家能主导新秩序的构建，而只能是合作共建。其中，中美关系如何至关重要。这不是所谓“两国集团”或“中美共治”，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独特分量，在未来秩序建构中可能发挥独特作用，使得中美关系较之一般的大国关系重要性似更胜一筹。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在国际政治上往往成为欧日盟国的代言人，尽管它们之间也有深层次的矛盾或冲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东方文明的代表，虽无法代言整个发展中国家，却在非西方世界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也是新兴力量崛起的标志和象征。可以说，中美稳定则世界稳定大半，中美不冲突不对抗，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
为此，中美关系本身必须稳定下来，探索构建符合新时期两国关系特点的新框架；中美还应学会在亚太共处，探索构建符合中美两国及其各方利益的亚太新秩序；中美还必须始终肩负全球责任，引领全球共同塑造世界新秩序。只要中美通力合作、共同引领，其他各国共同参与、发挥作用，则新旧国际秩序的转换必定是和平的，而且是更加充满希望的。
(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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