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冬来，2004年年底，我再次以中国政府特使的身份，携带胡锦涛主席书信访问美国。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撞机事件”一度令双边关系降至冰点，“9?1”事件后，中美加强了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但在2003年布什首届任期末尾，美方不顾中方反对，先后允许陈水扁、吕秀莲等“过境”美国，并且公开支持台湾当局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继续推动售台潜艇等先进武器，这些都给中美关系制造了麻烦。因此，此行的重要使命是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特别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同时也为日后的中美战略对话进行一些铺垫。
大概是（2004年）11月1日的时候，我正陪同吴邦国委员长在非洲访问。晚上10点钟，李肇星外长来电话说，上面决定让我作为政府特使再跑一趟美国，让我先有个思想准备，有些问题可以先考虑起来。如果我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反馈回来。我简单说了一句：“知道了。”
吴邦国委员长代表团11月9日才回到北京，距离我出发没多少时间了。这段时间我手头事情还特别多，日程非常紧张。我就在这不到20天里，对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中美合作、台湾问题、中美战略对话等议题先勾画出了大致的框架，草拟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获得原则同意。外交授权有限，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谨小慎微，照本宣科，肯定得不到什么好效果。只要领会了中央精神，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效果可能更好。
(2004年)11月28日是星期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启程赴万象参加“10+1”、“10+3”会议，我到机场送行。温总理在舷梯旁握住我的手说：“你这次去要多见人，多结交些新朋友。”温总理的专机起飞后不久，我也出发了。
午餐会上海阔天空
我于当地时间(2004年)11月28日抵达纽约。次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我举办了一次午餐会，美方有六位专家、学者与我见面，分别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何立强和副会长白莉娟、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前驻韩国大使格莱格、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他们都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摆了个长桌，我们各坐一边，谈了两个多小时。
会谈是采取问答的形式，他们问得多些，我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我讲话很坦率，没念稿子。谈话涉及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当前国际形势和日本问题等等，内容宽泛，海阔天空。
席间，并非所有与会专家学者都意识到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包括洛德在内的部分与会者认为，就算台湾搞独立，也没多少国家承认它，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甚至问及中方是否设想过搞“邦联”，就是让大陆和台湾在一个大的中国框架下共享主权。我表示，中国历史上从未搞过邦联，国家主权是不容分割的。后来他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提得不大得体，作了补充解释，表示他本人对我非常敬重，绝对无意冒犯。我说没关系。
当然，也有部分专家担心台湾问题出轨，捅了娄子。何立强承认：“原来我以为陈水扁是不搞‘台独’的，结果还是你们看得准。那么，应该怎么防止他出轨，影响中美关系呢？”我趁势接过他的话头，不止一次地问：“如果台湾出轨，捅出娄子，美国怎么办？”我感觉到，有必要向这些美国学者强调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促使美方认识到中美须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谈到日本问题时，洛德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不对的，认为日本对历史问题应该处理好。我问洛德，如何看待当今国际形势和美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他说你这个问题好，希望到华盛顿后，也向布什政府的高层提出来。洛德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不好。他说，如果世界上只有20%的人反对或者不喜欢美国，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现在世界上有80%的人反对或者不喜欢美国，这就很糟糕了。洛德说，世界上总有人不喜欢美国，即使请特蕾莎修女来当美国总统，世界上可能仍然会有1/4的人不喜欢美国，但现在的比例实在太高了。
这次午餐会的气氛比较轻松，大家讲了一些比较积极的话，帮助我了解了美方的想法，同时我们也给美方吹了吹风。后来，我们驻纽约总领事刘碧伟同志对我说，美方反映，美国人与中国人座谈很少有这样坦诚开放的，这些人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他们谈完后都会将情况报告华盛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大概有一半的经费是由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后来，驻纽约总领馆还收到何立强、洛德、格莱格、卜励德等人的电子邮件，都说我们这次讨论十分有益，收获很大。柯庆生教授还谈到，与戴特使的谈话令人印象深刻，双方的讨论十分愉快，他本人受益匪浅。特别是戴特使最后提到的问题，即美国未来四年即将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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