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天地不能顿为寒暑，必渐于春秋；人君不能顿为兴亡，必渐于善恶。善不积，不能勃焉而兴；恶不积，不能忽焉而亡。
（唐）白居易《策林辨兴亡之由》
2008年夏天，我到英国曼切斯特的索尔福德大学（Salford University）工作。在我入职的小型欢迎仪式上，校长说，“欢迎来到全球化的心脏（the heart of globalization）。”我对校长的欢迎词不是十分理解，一脸茫然。近10年来，带着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验证校长的这句话。全球化起源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实上，对于管理学者来讲，回答这些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哪个国家是全球化的引领者？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全球化丰富了世界的科学、文化，使世界人民在经济上受益。联合国预测全球化有望在21世纪消除贫困。”近20年来，全球化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大势所趋。
从全球化起源看东西方角色转换
德国经济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认为，全球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那时候，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及市场整合已经在不断发展和加强，贸易关系也在古希腊时代开始建立发展起来。然而，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则起源于18世纪的工业文明。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基本完成为标志。曼彻斯特曾是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据史料记载，位于曼彻斯特都会区的索尔福德小城的一个纺织厂开启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索尔福德有一个纺织加工的历史，在工业革命之前，索尔福德老城区已经发展了大约700年。在引进棉织品之前，羊毛制品和毛皮制品贸易量很大。工业革命期间纺织制造业的变化对人口和城市化以及索尔福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都有深远的影响。位于索尔福德的索尔福德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所无条件免费的图书馆，而Chapel Street则在1806年成为世界上第一条使用煤气照明的街道。由此看来，校长的欢迎词不无道理。
尽管2008年华尔街引爆的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复苏乏力，然而，“全球化”一词仍是西方政治家口中的热词、高频词。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时过境迁，角色转换。西方在寻求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无助、无果、无望、无奈导致英国的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致使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在全球化的故乡，掀起反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中国在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令世界期待。
2017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此同时也给世界确实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但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的难题，尤其在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里，各国应摒弃成见，追求共同可持续的发展。中国无疑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仅涵盖中国崛起的硬实力，还要涵盖中国崛起的软实力，中国创新模式，中国的价值体系。
2016年，后西方时代的到来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一开始写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2016年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世人把英国脱欧称为黑天鹅逆袭，然而黑天鹅2016年第二次放飞。在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后，11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就国际政治格局而论，2016年正像美国斯坦福大学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其《历史之终结》一书中所描述的1991年一样，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2008年华尔街金融泡沫的破裂，从表面上看是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实则引爆的是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危及。G20在杭州的成功举办，美国传统盟友倒向中国，英国脱欧公投后的多米诺骨效应，特别是特朗普“现象”对于世界特别是美国精英阶层来讲是一种颠覆。笔者认为这些重大事件均反映出西方民主政治深层次的问题以及西方社会在寻求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无助、无果、无望带来的无奈，意味着西方社会在寻求新的出路，西方的民主政制呼唤改革和创新。国际政治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福山先生1892年抢注的“历史之终结”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远远超出他的想象。福山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他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反复进行了修正。
然而，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弱》一书中指出：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的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其思维和生活方式。他认为，一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将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个充满“现代性竞争”的新世界里，中国将成为全球竞技场上的核心角色。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为国际社会津津乐道。他进一步指出：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会产生无比深刻的影响，将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民主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
与此同时，美国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2009年出版了《中国大趋势》，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关注中国发展，阐释中国崛起。他在书的序言中写到：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都没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民主，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作为对于福山先生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一书的回应，约翰奈斯比特进一步指出：199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2016年12月，奈斯比特在珠海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将转变为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国将主导全球新变革，在世界扮演主要角色，改变游戏规则并重建经济秩序。就2016年东西方发生的重大事件而论，奈斯比特的预见是正确的。
世界呼唤中国的创新模式
创新一词最早出现在1912年。时年29岁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塞弗熊彼特创立了创新理论。他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100多年来，创新从未停止过大放光芒。他的创新理论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在很多领域独占鳌头、先入为主的主要原因。甚至，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形成自己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
就中国创新和创新战略而论，国内外学者有不同解读，乃为“盲人摸象”。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评论中国创新时指出：“中国大力驱动创新战略，但反观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瓶颈到底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尚未形成一种文化。”日本作家中野美代子评论说：“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鲁莽的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脚可触摸到的空间领域中。”与此相呼应，也有中国学者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制约创新。他们由于苦苦冥思找不出答案来破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就把中国说成“山寨大国”和“经济怪物”。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反映的是他们的观察只是表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中国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是中国人独自原创的。这种文化不是机械的、凝固的文化，而是具有融纳性、首创性、辐射性、延伸性、开拓性、生命力十分强大的一种文化。
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中国有最完备的国史。但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处在哲学史前状态。这么了不起的大哲学家竟然做出如此大失水准的评论，何其不幸。他的说法基于当时仅有的对于中国哲学在西方的译著，有别于互联网发达、信息便于交流的今天，确实有情可原。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创新模式的解读在西方充满着争议。事实上，西方学者未能或难以辨别中国的创新模式。与此同时，有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创新的解读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早在2009年，面对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升级，而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弊端日益暴露，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能保持政治和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与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最初采取硬的一手，即直接使用武力推行殖民主义，侵占别国领土、资源。雷默在其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上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政府官员，口头禅不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单纯增长，而是变成了“协调发展”，在GDP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环保，注重消除腐败现象，注重把增长模式转换成某种更可持续、更公开、更公平的方式。而“北京共识”的最大特色就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与时俱进”“和而不同”“拥抱矛盾”的哲学思想，千百年来指导着中华民族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源。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领导人考察本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实践和案例，逐步明确了不能重走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而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的理念。雷默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软实力的构建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把创新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雷默不仅对中国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于中国创新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中国和平崛起的伟大变革实践
邓小平早在1985年会见外国客人时就说过：“世界上有人怕中国发达，主要怕两点，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会称霸，另一点是怕中国发展后会同他们竞争。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事。中国越有力量，和平就更靠得住。中国发展起来，是存在竞争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能生产更多的高档的东西，发展中国家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丝毫不会妨碍别国崛起，当然也不应受到他国的歧视。中国和平崛起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升华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实践成果。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所以，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换一句话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
习近平在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中国和平崛起时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将推动各国共同和平发展。他在访问法国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近平在2017年1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上阐释中国道路和崛起时指出：“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各家之长、坚守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多次指出，要注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从国内外比较的视角阐释中国道路，说明这条道路是中国奇迹、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
近10年来出现了众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研究。从基辛格博士的《世界次序》到李光耀先生的《论中国与世界》，世界对中国崛起既包含期待，又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不乏忧虑。从马丁雅克先生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到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对于中国的崛起既有深刻的评价与展望，又有客观的分析和论述。“中国崛起”成了国际学术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就中国崛起而论，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t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2013年12月访问中国时指出：“英国希望中国实现其梦想，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全球竞争中相互帮助。中国的崛起转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吸引力的事件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步伐和规模使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工业革命变得相形见绌。我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有益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且有益于英国和世界。”
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成就向世界昭示中国的“非西方”发展道路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而且，它能为那些经济发展无望，社会撕裂和动乱，深陷西方自由主义泥潭的国家提供出路和解决方案。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由于特朗普总统的不确定性，今天人们热衷的话题是，是否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从美欧变为中美欧。东西方角色逐渐发生转换，中国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创新引领新全球化进程也已成为世界瞩目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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