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蔡“超越”李登辉、陈水扁，既“破”且“立”，更为系统地从“战略”高度和“法制”层面固化的“文化台独”，华广网刊载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匡宇的评论文章指出，蔡英文不敢明火执仗地搞“法理台独”，但以“去中国化”为表、“法理台独”为里的“文化台独”却愈演愈烈，花招百出。“文化台独”在“国家分裂”基本教义之外，还试图人为创造台湾在人种、语言和历史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强行制造两岸“我者”、“他者”的认同分野，建构具有本体属性的“台湾民族”，在分裂国家之外，谋求世界上罕见的“国族分裂”，这是两岸和平与融合将持续面对的新型威胁。
内容如下：
愈发体系化的“柔性台独”思维与做法可被视为“文化台独2.0”。
明末大儒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辨，前者是政权破坏，后者是民族文化价值沦丧。相应地，“文化台独2.0”在“国家分裂”基本教义之外，还试图人为创造台湾在人种、语言和历史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强行制造两岸“我者”、“他者”的认同分野，建构具有本体属性的“台湾民族”，在分裂国家之外，谋求世界上罕见的“国族分裂”，这是两岸和平与融合将持续面对的新型威胁。
一是进一步切断两岸历史联系。
“灭国先灭史”，蔡当局试图通过对史实的歪曲和编织，潜移默化地修改台湾人的历史记忆和重塑“国族认同”。
其一，抛出新课纲深化“去中国化”。在废“微调课纲”一年后，蔡当局抛出了“独”意更浓的“12年国教历史课纲”，要把“汉人史观改为台湾近代史观”，将中国史置于东亚史脉络下，强行以政治力切割和凌虐原本纵深连贯的中国史架构，再按“台独”意识分解加工，构造“天上掉下来的台湾”，让未来世代丧失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记忆连结。事实上，自李扁以来，篡改历史课纲是“文化台独”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而效用最好的系统工程。岛内学者杨子霆研究发现，1997年李登辉增加“认识台湾”课程,这也正是岛内民众“国族认同”逆转的一年，证实了“天然独”的“人造属性”，以及历史教科书有持续带动整个社会氛围变迁的功能。
其二，合“法”化“台湾地位未定论”。除在新课纲删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书》等“国际法”历史文件，台“外交部”也撤下了马英九设置的“台湾的国际法地位说帖”，同样否认规范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上述历史文献，试图以“官史”授予“台湾地位未定论”邪说“合法性”。
其三，全面铺开“去中”。除大规模“去孙”、“去蒋”，蔡还撤除“故宫南院”兽首，为郑南榕、史明等“独派”人士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禁止台“国史馆”对陆学者开放和修“正史”，穷尽其极地将“中国”概念持续“妖魔化、他者化、陌生化、虚体化”。
其四，以“媚日史观”服务“脱中入日”。蔡不但在蒋介石与八田与一铜像斩首两桩事件中“一面人、一面鬼”，多次借题发挥宣扬“日治贡献”，还为侵华台籍日本兵拜祭招魂、欲为其讨回“历史公道”，甚至在“七七事变”80周年当日取消惯例纪念活动而发推特慰问日本水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反为日本天皇祝寿，其为虎作伥、数典忘祖之奴性面目令人惊心。岛内著名学者石之瑜指出，新课纲凌驾于中国史之上的“东亚史”，其实指的是日本史，无怪于邱毅也批蔡“文化台独”是“脱中入日”的前奏。
二是改造台湾的文化认同。
其一，重新定义“国语”。语言是文明的起源与载体，对身份认同和互动模式有基础性的建构作用和象征意义。因此，蔡当局宏观上订定“台湾语言法”、“原住民语言发展法”等，以“语言平权”名义要求闽南话、客家话、少数民族语言等与“国语”并列为“官方语言”，要求在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平行采用；微观上通过设立“闽南语公共电视台”和闽南语电台，在媒体、学校广推“弱势母语”。此举的阴狠与荒谬不言而喻：首先，逆世界各国尊重多元、突出中心、渐进融合的语言保存经验，激进瓦解“国家语言”使命；其次，宽容“禁止华语”诉求，忽略占12%人口的“外省”方言，还把日语混入“客语认证词汇资料库”，透露诡异的“皇民化”、“去中国化”气息；再者，或多达数十种的“国语”无疑是荒谬的，例如苗栗县设“少数民族事务中心”，单牌匾翻译就花了3个月。
其二，钳制中华宗教信仰。以儒释道和诸多民间信仰为主的中华传统宗教在台湾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蔡当局忌惮于其政治动员能量，除“拆孔庙、去先师”，取消惯例的遥祭轩辕黄帝和郑成功，还要求各地宫庙“灭香、减香”，欲“灭妈祖、关公这些中国主神香火”，引发“众神上凯道”的激烈反弹。近日，蔡麾下的“中华文化总会”还举办“中国大陆来的妈祖”展，“文总副会长”江春男称，妈祖文化是“各国共享的华人文化”，“不能被一个国家垄断”，更妄称“台湾是该文化圈的核心”，“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不但要与大陆争夺“中华文化主导权”，还试图借“宗教外交”连结被中华文化、妈祖文化覆盖的“新南向”国家。
三是人为制造“台湾民族”。在历史、语言、信仰等各文化要素都有所动作之后，蔡当局就将开始“台湾民族制造”的把戏。具体而言，蔡当局炒作、拔高台湾的南岛语系、少数族群、新住民和殖民元素，以冲淡汉民族主体性；通过激化省籍、族群矛盾胁迫外省人皈依“本土认同”；夸大、扭曲两岸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差异，在“六四”等节点上利用西方价值观攻击大陆并谋求挤进“美日民主价值同盟”，型塑台湾民众与社会“黄皮白心”的优越感和差异性，最终虚构出与中华民族在人种血缘、文化亲缘、信仰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殊源异归”的“台湾民族”。
近年来台湾的东南亚外配、外劳数量猛增至50万，早已超过少数族群人口。例如，高雄等南部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东南亚语言的竞选广告，显示出台湾族群问题与岛内社会脉动的快速变动，对岛内政治社会和两岸关系的微妙蝴蝶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何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格外注重人文连结，其图谋在时空流转中悄然改变台湾人的“民族成分”，如大力吸引东南亚留学生、工人和移民，通过强行教育推广和社会软件建设，塑造台湾如美国、新加坡一样，是“多语社会”的“多元民族国家”，并仿效它们先例，水滴石穿地将台湾改造成全面脱离“原生母国”的“新民族”、“新国家”，以温水煮青蛙之隐蔽、柔性手法，制造一场“国族变迁”的“静默革命”。不过，近日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抵制台湾关公像，菲律宾学者在台北被误认为“脱逃外劳”等文化冲突事件，凸显出蔡“文化新南向”以及强行为台湾中华民族“转基因”的一厢情愿和荒谬尴尬。
（本刊记者堇钰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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