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休斯敦期间，我收到国内指示，要我重返华盛顿对美售台武器新计划进行交涉。因此，与老布什一谈完，我就直奔机场。重返华盛顿后，对美方进行了很严肃的交涉，但我也没拉下脸，变得凶神恶煞似的。回去后，鲍威尔不在，美方安排我再见一次阿米蒂奇。对方开始有些推托，说时间来不及，我说，哪怕见15分钟也要安排。见到阿米蒂奇时，我们谈了20多分钟。阿米蒂奇说，情况我都知道了，有些话就不用讲了。我就简单讲了讲，他也简单地表了态。
(2004年)12月7日，我在华盛顿白宫会见美国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专门谈售台武器问题。本来赖斯要在会谈中间插进来，但原来安排的半小时会谈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赖斯有其他安排，时间来不及，就没再见。我想见到哈德利就够了，因为刚来时没有见到他。老布什与我会谈时，也建议我要重点跟哈德利谈。
我们谈话的气氛就略为严厉些，但最终也落在中美双方更好发展关系上。我们两人都彬彬有礼，谈话中间也有交锋，有些话也是软中带硬。我在回应时，针对他的话说：“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是美国的保护地，更不是你们的一个州。《八一七公报》都已经发表22年了，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台军售？是不是还要再等上220年？我们中国人不理解你们美国人为什么要拿台湾问题来牵制我们，要以此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哈德利觉得这话有些刺激，也辩解了一下。哈德利说：“美方希望继续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无意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说：“你这个声明很重要，我会把美方关于无意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发展的表态报告给中国领导人。”然后，我说：“我要单独与你说几句话。”我对他说：“你我都是做外交的，内心都很清楚中美关系对两国和世界的重要性。我们要共同努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超凡的智慧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来妥善处理售台武器问题，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为今后四年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开好局。”
我前面说得比较强硬，后面也给他提些希望，有些话不能直说，让他自己去琢磨。
我与哈德利的这次会谈，主要涉及几个内容：一是我请他转告布什总统，我与老布什谈得很好，并请布什总统转达我们对他父亲的谢意，在这点上也要表现出我们的人情味。二是谈到信的问题。我当时向赖斯转交了胡主席给布什总统的信后，就请杨洁篪大使对美方说，希望在我结束访问前有回信。美方答复是争取回信。但我交出这封信后，好像就没回音了。
我对哈德利说：“听说你们要回一封信，让我带回去，我很感谢。我明天就要离开美国，回北京一下飞机，我就去交这封信。”我让他没有回绝的余地，逼着他非得回这封信。
哈德利说要了解一下情况。他之后说：“现在布什在外地，信还没有签字。”我说：“那我们保持联系。”
阿米蒂奇的意思是总统要听完所有汇报后，才签发这封信。看样子他们还是十分认真的。第二天，阿米蒂奇把信交给我。信回得还算可以，总体上是积极的。前两次访美，因为时间短，没回信，但这次时间长，从增进双方领导人彼此了解的角度看，有没有这封信还是不一样的。
在华盛顿签发完最后一份简报，已经是中午12点20分了。我很快吃了点东西，就匆匆赶往机场。原计划要去西海岸见舒尔茨前国务卿，还想与其他一些专家学者见面，这些安排都只好取消了。
就这样这次访美行程到此就结束了。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有时感到身体快支撑不下去了，但凭着毅力挨过来了。工作团队也很得力。
我这次对美方谈对台军售问题虽非另辟蹊径，但也是动了些脑筋，在会谈方式和表述内容上都有所出新。首先，指出美国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是蒋家执政时出台的，当时的台湾认同一个中国。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是在搞“台独”，而美国人也是反对“台独”的。所以，《与台湾关系法》已经是过时的黄历。其次，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已经20多年了，美国现在还祭出《与台湾关系法》来搪塞中方，不近人情。第三，售台武器是2001年4月决定的，这是中美“撞机事件”发生20天后美方作出的一个不冷静的决定。一个人在冲动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通常不很理智。“撞机事件”后，特别是“911”事件以后，中美关系已有很大发展，美国人应充分考虑这些新的情况。
2004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与台湾关系法》没有规定美国要协防台湾。这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有了积极的变化，令我感到十分欣慰，这一趟算是没白跑，早些时候格林所透露的售台武器计划也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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