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研究
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对于“中国研究”和“中国崛起的研究”，中国国家创新和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先生，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无疑是权威中的权威。郑必坚先生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者，阐释中国崛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非常中肯。
郑必坚先生与基辛格博士在2013年出版专著《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阐述中国崛起。他在《大变动，新觉悟，两重性》一文中写道：“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要永远坚持的历史方向。坚持“和平”，就是要破解“中国威胁论”；实现“崛起”就是要证明“中国崩溃轮”缺乏依据。打破“国强必霸的旧逻辑，即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的新觉醒。”郑必坚先生是资深中国战略专家，“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者。“和平崛起”理念从理论上来讲，是一种“拥抱矛盾”“与时俱进”的理念，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开拓性的创新，生命力十分强大的一种战略。然而，“和平”与“崛起”是一对矛盾。如何化解这一对矛盾？消除疑虑？从创新理论上和学术研究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讲好、讲完善中国故事，构建叙事能力，扩大环球影响，为中国发声。
阐释中国和平崛起，必然要谈起中美关系——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在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基辛格博士在其2013年发表的《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一文中告诫美国，“美中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崛起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基辛格博士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解非常深刻。“中国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是一个回归中的大国。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在该地区辉煌了两千年，只是暂时被殖民者借用其国内争斗和腐败群而代之……美国人不需要完全同意中国方面的分析，凭借常理也能理解，告诉一个千年古国要“长大”并且“负责任”是多么棘手和没有必要。”。与此同时，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2013年在其发表的《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进》一文中阐释中国崛起时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关于融入世界的传统观念来了解中国将会何去何从。中国有很强的历史感，不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而是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国并非寻求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国，而是通过开展务实对话并尊重别国选择的道路，寻求建立各国平等、和谐共存的世界”。毫无疑问，就中国崛起而论，他们都强调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的告诫中肯，充满真知灼见。
基辛格博士以宏大的视野缕清400年全球秩序脉络，解析现代中国崛起之路的内在逻辑。2015年他在其巨著《世界秩序》中写道：“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21世纪的世界面临的现实是富有挑战性的，前所未有的。中国和美国就经济规模而论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在土地面积方面规模相似，两国对其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具有同等的信心。然而，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价值、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历史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和自信。美国拥有3亿人口和9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一个特殊的移民社区创造了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中美文化差异和价值体系的不同在本质上存在。前者属于东方文明，后者属于西方文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指出，这两个文明的独立性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关注的。然而，在历史上它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汇之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
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和根基
然而，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中国由衰到强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转变和崛起是突然爆发的，还是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如果是前者，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如此看来，没有可持续性发展。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意味着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文化基础，并抓住重大契机，通过创新，找到重大的解决方案。这样就具有传承性，历史的延续性，必然具有可持续性发展。
前苏联垮台后，世界政治改革可谓“八仙过海”。既有激进改革，也有保守改革。然而，在西方苦苦挣扎，寻求出路的时候，中国通过稳健和循序渐进的改革，不断强大和崛起，证明了福山先生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历史并没有终结。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正在为新的世界历史发展提供另一种选择。中国模式不仅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之外的“第二条可行道路”而被世界接受，而且向世界昭示：中国道路是基于实践、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判断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自然重要，但对于中国，理解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许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这种期待要求我们在对中国经验的梳理和反思中，得到观念提升，得到价值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然而对于“中国崛起”理论和根基的探讨和研究，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学术界驰骋的大多都是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或以西方为范式的舶来品，鲜有卓有成效的完整系统的理论研究面世。有一些研究探讨中国崛起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安全作用的分析与预测；中美两国之间“权力转移”方面的看法和意见。无奈有学者指出：“中国学术界唯一的共识就是中国崛起是好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尽管看到最近几十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与“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丰富性相比，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认为，中国学术界至今没能很好解释“中国崛起”，中国学术的成就不能与“中国崛起”相称。他呼吁中国学术必须告别“西方学徒”心态，从理论上解释好“中国崛起”。
笔者认为，这些论述有一定道理，能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是很宝贵的。然而，只有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崛起，才能从根本上阐释中国崛起。阐释中国崛起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才能正确地阐释中国崛起。构建中国崛起的理论，构建价值体系，构建叙事能力，讲好中国故事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增强中国发展话语权，克服中国外交崛起的障碍，为中国发声，不断扩大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国际比较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世界期待中国“灵药妙方”
世界正处在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全球在困惑中难以抉择。这种困惑，特别是在2016年英国的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结果中暴露无遗。困惑西方世界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不作为，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出现的撕裂现象。所谓社会撕裂，代表的不仅仅是阶层与阶层间、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而且这种撕裂冲垮了既有的认识观念和现有的政治社会次序。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了破坏，社会和谐荡然无存。没有社会的稳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无望。旧有秩序正在被逐渐打破，国家发展不平衡及各国实力对比改变形成了新局面。但是，新型秩序尚未建立。从地区到全球，从重要国家的关系到世界秩序，从单项事务到整体事务，从既有程序到无视程序，世界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疲软，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撕裂和政治的对立。没有社会的稳定，谈论经济发展与创造就业机会显得苍白无力。
然而，全球化的故乡正掀起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东西方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换，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习近平带着“全球怎么了，世界怎么办”这一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在2017年年初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深刻诠释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不回避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结合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强调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经风雨、见世面，提出“同舟共济，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共谋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贸易保护主义和“修墙”的战略思路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希望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积极因素，为谋求人类共同命运体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将与有关当事国共同努力。中国提出的是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方案。中国非常自信地成为全球化的守护者，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更是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方面可持续性发展的趋势。
从政治和社会方面，中国立志于推动全球共治的全新理念。中国秉承“和平崛起”的一贯宗旨，从自身发展的得失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开放、创新、和谐、包容是国家社会发展和世界共同进步的基础，倡导“求同存异”，全球在困难时期更应该互帮互助、义利兼顾。从经济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难题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良药妙方”：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从生态环境方面，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大国义务。在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的基础上，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中国积极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崛起与中国道路
中国和平崛起不仅仅是基于中国现实和战略定位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华文明延绵发展的必然。基于和平崛起战略选择的中国道路是数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懈努力，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不懈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综合国力稳步上升，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和平提供了不懈的动力。中国被视为重塑国际秩序、环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未来战略走向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牵动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
中国道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明国家的现代复兴之路，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堪称世界社会发展史上结出的最耀眼的蓓蕾。中国道路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道路选择；另一方面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对于国家发展的理解，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经验，包括社会治理的经验和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道路的开创与发展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意义。中国道路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基于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文化基础，具有足够的历史根基和底气。因此，它具有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中国道路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国道路有着深厚而现实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国道路的研究既要总结其文化内核与中国历史传统的结合，又要总结其现实路径和中国未来战略设计的结合，在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大维度上，在战略定位、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的三大支柱上实现中国道路研究的创新和突破。
孔根红教授在阐释中国道路时写道：中国道路又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现代化道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4亿中国人摆脱绝对贫穷，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先例。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实现了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先例，“中国奇迹”创造了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强的记录，“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
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从学术上研究中国道路，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现状的评述，亦是对中国未来的展望与对全球治理与发展的建议与贡献。中国崛起促使学界重新定义大国崛起的理论。中国崛起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西方大国崛起的模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要走的是和平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强国之路。而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又是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要实现强国梦，世界要实现繁荣梦。这里要追求的都是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和政治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和式创新”不仅引领社会和政治可持续性发展，而且引领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历史和文化乃中国崛起之关键
正如基辛格博士强调的，“中国有很强的历史感，不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而是几个世纪的历史”。试图“告诉一个千年古国要如何‘长大’并且‘负责任’是多么棘手和没有必要。”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分析，李光耀比中国以外的任何观察认识或分析人士了解得更为深刻。李光耀指出，中国有长达5000年之久的文化，有13亿人口，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可以使用。2013年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势不可挡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崛起为世界最强国。中国通过经济奇迹把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变成了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如高盛集团曾经预言的那样，在当前这个发展轨道上，中国将在2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对中国崛起的路径，李光耀有着异常清晰的判断和独特的见解：“中国人不笨，他们已经避免了德国和日本曾经犯过的错误，通过武力挑战既定的秩序。中国已经认识到最佳战略是创造一个强大和繁荣的未来，利用大批受过教育、技能日益熟练的工人赶超其他国家。中国会避免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行为，挑战美国这样一个更加强大的、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毁掉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中国无论从地缘环境、自然资源，还是从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方面看，都是一个天然大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光耀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马丁雅克先生也指出，历史和文化乃理解中国崛起之关键。从历史上看，中国长期以来是国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在中国衰落的时期，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打垮中国，或肢解或侵吞掉中国。即使是在中国危机四伏的时期，中国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并且，也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忽略中国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历史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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