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或者说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是中美能不能打破传统，跳出新老大国必有冲突的怪圈，走出一条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和平相处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它的世界意义和影响绝不亚于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
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次访问没有隆重的欢迎仪式，也没有21响礼炮，而且不系领带，气氛轻松而且随意。但是，这次会晤却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和交流的时间超过八个小时。两国元首围绕共同努力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题，就双边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特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回顾起来，我从2005年至2008年曾多次主持中美战略对话，之后与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志共同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机制，为中美双方增进战略互信，促进关系发展，特别是探索构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和谐相处之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运而生
在进行中美战略对话之前，我对美国和中美关系不是完全陌生的。我1986年因前往纽约参加中苏外长会晤而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那时，我们国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我深感中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中国必须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逐步缩小差距。我曾经询问我们的驻美外交人员，为什么美国在200多年时间里能发展到今天的高水平？除了侵略扩张、掠夺别人之外，有些什么它自身的优势和长处？后来我在中联部工作期间，曾请中联部的同志们作了一些研究。我一直以为，外国一切有益于我们发展和治理我们国家的东西，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要尽量加以研究和借鉴。至于中美关系，自我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苏关系时起，一直是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研究中苏（俄）关系必须研究中美、苏（俄）美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还被专门从莫斯科派去柏林观察了解西方国家的反应。后来，在中联部工作期间，我开始有了同美国人的直接沟通交流，话题日益广泛，包括中国共产党同美国两党交流对话问题。我告诉他们，你们想要了解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同中国打交道，必须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慢慢地，美方想开了，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交往和对话了。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多极化加快发展，国际形势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03年，中国在战胜“非典”疫情以后发展势头很好，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迅速崛起，都多多少少有些疑虑，搞不清楚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将走向何方。曾经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和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先生就曾经说过，美国在21世纪面临两大战略性挑战，一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二是中国问题。我们自己也很关心美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会怎么对待中国。
在这之前，我主持过中法军事和战略小组磋商及中日战略对话，积累了一些经验。2003年之后，我三次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美国，主要谈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两个问题本来是中美之间比较棘手的难题，但是双方在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在管控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存在共同的利益，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果中美两国也建立战略对话机制，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中美两个大国合作共赢的一条新路，这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好处，而且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高瞻远瞩，指示外交部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如何更好地稳定和推进中美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新的探索。中美战略对话应运而生。
2004年春天，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向他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看法，探询建立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可行性。当时，布热津斯基表示，就国际战略而言，美中双方都希望能够维持一个长期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得以维护其繁荣和世界领导地位，中国也可以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基于这一十分重要的共同利益，美中双方应加强合作。布热津斯基说，美国国内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是，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稳定和繁荣，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表现骄人，在外交上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与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已经成为亚洲的中心。同时，中国不对外输出革命，而是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发展模式对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很有吸引力。因此，中国是国际局势维持稳定的建设性因素。听了布热津斯基的这席话，我觉得中美对双方进行战略对话是有共识的，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是有巨大空间的。
2004年11月，第十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期间，胡锦涛主席向布什总统提出，由中美双方指定部长级官员，就重大战略和政治问题经常进行沟通和交流。布什接受了中方的提议。11月底，我再次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美国，具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启动中美战略对话做准备。
我访美的第一站是纽约。11月29日晚上，我把基辛格博士请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想听一听他对中美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的想法。基辛格说，他很早就提出了美中两国开展战略对话的建议，这一对话十分重要。首先是两国元首会晤，他建议应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外，两国元首每年都能再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来专门讨论世界局势，同时指定可以直接向其负责的人士与对方对话。他解释道，根据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这种战略对话如果要想取得真正的成效，就必须把它同常规的外交对话渠道分开。至于对话的议题，他建议可分成两类，一是需要尽快解决的紧迫问题，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二是需要两国元首相互了解对方看法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美中双方可以坦诚地交换意见，把话说透、说明白。这样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双方都不会感到意外。基辛格还说，布什总统已下定决心要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曾私下说，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建立起如同当年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那样的密切关系。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更有底了，感觉基辛格的观点与中方的看法是有交集的。
12月2日，我在华盛顿与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共进晚餐，也就中美关系相关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就两国建立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谈完后，斯考克罗夫特拉着我的手说，今天的会晤是一个精彩的讨论。
之前一天，我还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与她谈了一个多小时。赖斯表示，美中双方都应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取得进展，并且将之提升到新的高度。当赖斯说到赞成中美两国举行战略对话时，她背后有两个人给她咬耳朵，说美方对外是不是用“战略对话”的名称等问题还需要研究。她说具体问题待商量后再与你们进一步交换意见。但现场的感觉，她本人是赞成中美举行战略对话的。起初，美国人对跟我们搞“战略对话”比较敏感。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只有在盟友之间才会搞“战略对话”。所以，他们坚持要把这个对话机制的名称修改为“全球对话”、“全面对话”、“定期高级别会谈”等。我们很务实，没有计较这些非实质性问题，双方商定各自表述，我们仍然坚持称“中美战略对话”，而美方称“中美高级别对话”。
至此，我在中美战略对话拉开序幕之前，已与美国智库三位重量级人物和赖斯进行了对表，为双方下一步展开战略对话进行了铺垫。
中美战略对话由两国常务副外长共同主持。接下来，我和佐利克共同主持了第一、二次对话，和内格罗蓬特主持了第四、五、六次对话。中间，由杨洁篪副外长与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斯共同主持了第三次对话。这个对话坚持搞了下来，美方也不再在对话的名称上较真了，渐渐采用了我们的说法。
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非常具有挑战性，其中必然涉及一些十分重大敏感的问题。对于某些问题，中央在原则精神上提出指导，但具体该怎么谈，该如何去落实，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去创造。这个过程很复杂。相比之下，整理出来的会谈简报反而显得简单，有些东西没有落到纸上。
过去几十年间，中方同美方在最高层次上进行了许多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和交流。但是，双方在外交团队、工作层次上比较系统、坦诚深入的沟通恐怕是从中美战略对话开始的。起初，美方本来也只想谈一些具体问题。当时我就提出，中美战略对话不搞文件、不搞公报，也不涉及过于具体的问题。我坚持认为，如果要搞战略对话，就必须注重思想层面和心灵情感的沟通，力争把两国的大政方针谈深谈透。如果双方通过沟通交流能够达成一些共识，然后再把这些共识体现到各自的政策中去，目的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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