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我的对话伙伴是美国国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副国务卿佐利克。这是佐利克头一回来北京，我们之前没见过面。看来他的思想准备不足，先前也没有预料到中美双方会谈得这么好。我们谈到中午快12点时，预定收场的时间到了，但他说不行，还要谈下去，还有好多问题没谈。他对我说：“我们继续谈。”然后午餐时边吃边谈，吃完饭下午还接着谈，一直谈到晚上7点钟。最后，他站起来说：“这次没谈完，你还得赶紧来一趟华盛顿，我们继续谈。”
我按照先前的设计，在与佐利克的对话中避免谈很具体的问题，而是重点向他介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思想，以大量的事实反驳了“中国威胁论”，敦请美方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同时，我也用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中方对美国的基本看法以及我们对美政策的基本考虑。我着重强调的是，中美两国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重要。
我对他说，中国在今后很长时期，大概有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想做的一件事、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即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这是我们一百年、一千年也不会动摇的一个方针。具体讲，就是通过和平而不是非和平的、侵略扩张的、掠夺性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对自身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艰苦奋斗，发挥创造性、积极性，通过我们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持久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来实现上述目标，使占人类1/5强的中国人能告别贫困，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使中国成为人人安居乐业、大家和睦相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都协调发展的国度，成为我们这一大家共同生活的“地球村”里的最负责任、最文明、最守法规秩序的成员。
我说，“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内涵，在历史上中国就没有对外扩张称霸的传统，中共领导人头脑冷静，决不会带领党和人民走上苏联那条军备竞赛的死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和平发展才是我们通向未来唯一正确的道路。今天的中国既不是20世纪初期的德国，也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我们追求的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发展自己。那样做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我指出，我们发展中美关系的方针是长期不变的，对这一方针我自己的理解是：要友好，不要敌视；要合作，不要对抗；要互相信任，不要互相猜疑；要平等相待，不要强加于人；要共同发展，不要损人利己。中国是适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塑造者，而非破坏者。中国的和平发展对美国绝对是大好机遇，而非挑战和威胁。中美两国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越来越大的合作空间，希望美方能登高望远，以战略的、长远的和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美国朋友也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再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中国观，并据此实行正确的对华政策。
我强调，美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应该持欢迎而不是害怕的态度；应该是帮助而不是阻碍；应该是支持而不是遏制；应该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的那些正当和合理的利益关切。在21世纪，对中美双方来讲，最有害的莫过于将对方视为威胁和敌人，从而互相猜疑，互相斗个没完，互相消耗，结果是渔人得利；最有利的莫过于双方互相视作合作伙伴，尽最大努力扩大共识和发展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国家关系。
针对一些美国人有关中国要把美国挤出亚洲的论调，我说，这绝对是一个妄想出来的神话。中国没有意愿、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把美国挤出亚洲。恰恰相反，美国在亚洲的合理存在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
此外，在对话中我还与佐利克就中国的亚太政策、朝核问题、东亚安全、中美日三边关系及台湾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谈到中国的亚太政策时，我表示，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无意在亚洲充当霸主，无意获取什么垄断地位。中美在亚洲地区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越来越大的合作空间。亚洲可以成为中美在各方面开展合作的重要舞台。在谈到中、美、日三边关系时，我强调，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不健康的心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对历史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要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日本这样做，不仅对中日关系有益，对日本、对亚洲国家都有好处。我还提出，可以考虑中、美、日三方好好谈谈，谈谈如何把三方关系搞好，如何在中美、中日、美日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我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才50多年，改革开放还不到30年，如何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我们还在学习之中。
佐利克表示，美国外交是务实的，美国充分尊重中国的世界影响和利益，对中国开展多边外交活动没有感觉是威胁。美方关注中国在亚洲的特殊地位。同时认为，美国在安全上、经济上属于亚太合作机制的一部分。美国决不是要“遏制中国”，也不是要建立19世纪那样的大国均势。美国的目标是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美中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共同利益，应该探讨双方如何共同承担责任、分担责任。当然，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最好的伙伴也会如此，有时会发生摩擦，甚至成为对手。我们之间进行公开透明的对话有助于双方更好地处理这些分歧。
对话结束后，佐利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次会谈“太有用了”，“双方都同意当年在华盛顿再举行一轮对话”。当时，考虑到中美关系的敏感性，我们对外仅发布了一则简讯。事后了解到，美方对中美首次战略对话感到满意，认为对话取得了预期效果。据说，佐利克本人还主持起草了一份内部报告，深入分析中美战略对话的背景情况，并就规划美中关系提出建议，直接报告布什总统。
中美首轮战略对话促使佐利克对中美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对话结束一个多月后，即同年的9月21日，佐利克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美中关系专题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肯定中美两国拥有共同利益，并提出了美中是“利益攸关方”的论断，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关注。
佐利克表示，中国不同于苏联，19世纪欧洲的大国均势政治不适用于中国。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成功依赖于他们与现代世界之间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头等大事是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他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解决国内发展和改革问题。当然，中国也希望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希望他们的观点和利益能够获得各国的理解，不希望与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应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佐利克的这篇演讲辞发出了重要信号，标志着美方开始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新世纪的中美关系。
中美首次战略对话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一五”国家发展规划，进一步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佐利克提出中国是“利益攸关方”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将朝怎样的方向出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将怎样调整？中美战略对话将给世界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何种影响？这些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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