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政府需要在影响和制约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关键领域、关乎发展稳定基础的“三农”领域、制约转型发展的瓶颈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等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加大投资力度。通过补齐重点领域短板,加强制度建设,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扶贫工作需持续攻坚
在中国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贫困是最大的“短板”。中国开发性扶贫工作起步较早,30年多来,先后有近2亿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14年的7.2%。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较为庞大。根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至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也进一步下降。但是,5575万贫困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仍旧是一个不小的阻力,扶贫工作十分艰巨。
对此,各地要进一步明确贫困人口减贫、脱贫的实际需求,因人因地施策,大力实施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植树扶贫、农村危房改造、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提高扶贫实效。
补齐农业农村建设短板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着力补齐的短板,但受发展阶段和自身条件制约,目前农业农村发展依然滞后,农民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城乡发展差距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低,需加大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存在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小型水利工程等短板亟待补齐。三是农业普遍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要求不适应,经营主体的科技投入和风险承担能力不足。需针对薄弱环节,加大土地流转速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比重。四是农村市场缺乏规模效益,经营成本高,农产品流通和农资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需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加强重要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冷链物流和农村电子商务配套设施建设。五是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不足,需通过整合资源、集中投入等方式,加大乡村公路建设,推进农村配电网改造升级,实施行政村宽带全覆盖、农村“五改”工程,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等。
加强对公共服务的投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医疗、文化生活、养老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且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征。补齐这些领域的短板也十分重要。
居民健康水平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建制镇和农村疾病防控设施不足,居民健康管理意识不强。需要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加大妇幼健康和基层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需要重点加强县市的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病、地方病防治能力和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需要完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推进全科医生覆盖,发展远程医疗。
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既影响社会生产组织效率和制度建设成效,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潜力。目前,城市文化场馆设施利用率不高,农村文化服务设施短缺,经营主体产品创新和市场开发能力较弱,资金来源有待多元化。加强农村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需要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需要,创新服务模式;同时提升文化普遍服务水平,推动大中城市的体育馆、文化馆、博物馆和公益性展览馆向公众免费开放,推进社区便民文体设施建设。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明显不足,养老设施供需矛盾尖锐。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需加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力度,推进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需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养老地产金融生态链,核心是发展专业投资商,取得低成本长期资金的支持,实现养老地产风险收益的合理分配,推动整个系统低成本持续运行;需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丰富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方式、模式和主体。
以创新推动新产业发展
创新能力总体不足使中国产业竞争力较弱,影响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研究认为,中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的技术要靠引进,重要的零部件有80%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芯片甚至100%依赖进口。同时,在拥有广阔前景的新兴产业市场,中国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品牌建设和推广步伐也相对滞后,这将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被慢慢“挤出”,削弱出口竞争力,也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培育新产业离不开科研投入,近年来,中国科研投入强度不断增大,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9%上升为2016年的2.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镇)运行效率、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城镇化进程及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一直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无论是应对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还是协调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政府都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
然而,总体上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地位并不相称,导致基础设施难以高效发挥保障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质量有待提高,互联互通能力不足。2016年底,中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达13万公里,但总体通行能力不如发达国家。近年来,中国农村公路建设成效显著,但建设质量和标准普遍不高。又如,市政设施也存在明显短板。中国城市道路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大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突出,亟需大力发展地铁、轻轨等大容量轨道交通。中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设施不足,处理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政设施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序解决。
让服务业发展更有质量
2016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6%,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同时,在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中国服务业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创新加快,新兴行业和业态大量涌现。但要看到,中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服务业不仅低于美国(78.1%,2013年)、英国(78.4%,2014年)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52.1%,2014年)和俄罗斯(60%,2014年)。另外,中国服务业的结构层次依然较低,凸显了服务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不及预期,突出表现为: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生产性、流通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部分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供给严重依赖进口,部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还不适应居民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的需求。
现阶段,要针对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特征,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补齐服务业短板。以提升生产率水平为重心,大力推动流通方式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流通综合服务功能,促进流通性服务业发展稳中提质;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向中高端延伸,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顺应居民消费需求变化,更好地满足居民多层次服务消费的便利性和个性化要求,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增进服务体验,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
积极创造人口质量红利
有分析认为,2004年至2014年,中国物质资本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逐年加大,不同学历的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显著差异。研究显示,小学学历和初中学历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高中学历的人力资本在2008年以前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2009年之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力资本起着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同期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正不断提升,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这同时也对人力资本结构和国民教育程度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经济增长要求保证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而实现这一点需要增加对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总体水平,改进供给侧要素中人力资本的结构。
总体上看,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是衡量劳动力素质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指标。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主要表现为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量有所增加,其中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增加最为明显。此外,中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在业人数以及高中文化程度在业人数有所增加,初中及以下在业人数略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虽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同时,中国劳动力人口中高层次人才不多,劳动力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补齐人力资本“软短板”,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是克服劳动力制约因素、创造人口质量红利的必由之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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