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节我记忆犹新。这一年我在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JudgeBusinessSchool)做访问学者。我居住在剑桥大学沃尔福森书院（WolfsanCollege），在这里我度过了中国新年。从沃尔福森书院出发，穿过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步行20分钟到嘉治商学院上班，这不仅仅是一段愉快幸福的时光，而且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可以静静的思考。
在嘉治商学院的图书馆里，我有幸阅读一本大约2500年前由孙子编写的军事战略《孙子兵法》。这是一本细致展现关于如何打败对手的完整的、睿智的中国哲学著作。其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是要“不战而胜”。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在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和中国“和”文化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有证据表明《孙子兵法》首次亮相是在1772年的西方。因此，《孙子兵法》的法文译本的出现使得拿破仑对军事以及中国文学等一切事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长期生活在英国。有西方人问：中国人不信仰上帝，你们为什么没有垮？数千年来，是什么让炎黄子孙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香火不断？饱受挫折而又浴火重生？我的回答是绵亘千年的文化，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和”文化，是独一无二的理念、气度、智慧、神韵，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独自原创的。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和融合，形成了海纳百川般的传统文化的博大境界。中华文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保存的历史原因相当复杂，其中的重要一点是无法忽视的。古代中国发明并延续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体系。中国古典哲学家的特殊身份，优秀学者和政府官员二者合一，促使中国哲学严谨、独特和包容，具有独创性。在上古、中古时代有力地保证了华夏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相对完整性。儒家的政治哲学长期稳定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使农业和手工业有条件逐步发展。培育五谷，纺织丝绸，采焙茶叶，制造瓷器，发明纸张，造福人民，惠及邻邦。轩辕黄帝的治国兴邦理念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中华文明渊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诞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延伸和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延伸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华夏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兼收并蓄，百花齐放，是全方位的包容文化，世界主义和大自然主义。华夏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在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散落活动着许多部落。炎帝和黄帝，是中国古老传说中黄河流域著名的部落首领，相传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东方有强大的蚩尤部落，相传他们以铜作兵器，勇猛异常。黄帝部落联合炎帝部落，在逐鹿一战中大败蚩尤。从此，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即中华民族。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指出，世界上有一类文明，经久不衰，文明的载体也始终如一，这类文明虽然古老，但充满适应和变化的能力，在面临挑战之际反而会不断重新激发活力，使自身得到更新，这样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少数。汤因比所指出的特殊长久、适应能力与众不同的文明，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它是中国可持续性发展的基因。几乎没有哪个成熟的农业文明没受到异族入侵或打扰。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希腊文明发生变化。古希腊成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后来西方文明一直在沿着古希腊文明的路径继承和发扬，而“五月花”文明进一步将西方文明创新和升华。古希腊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一开始就重视对人的德性的探讨，挖掘出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并且最初以神话的方式体现，古希腊神话蕴含了勇敢、冒险、智慧、节制与个人主义等西方文明精神。而从神话到哲学层面的理性反思，思想家们对世界本源的探索则标志着西方文明的开端。印度、巴比伦、埃及，中古时都早已被异族文明彻底洗牌或毁灭，然而华夏文明却依然坚挺而昂然屹立着。
中华文明始祖和轩辕黄帝
要想了解世界上最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必须了解轩辕黄帝文化。轩辕黄帝文化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祖根文化、文化祖根和龙文化等。《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千五百二十年。”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定位是距今6000年前至距今4900年前。对应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口。因此，黄帝文化是在这一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族团、特定的时代的一种文化。然而这种文化不是机械的、凝固的文化，而是具有融纳性、首创性、辐射性、延伸性、开拓性、生命力十分强大的一种文化。
相传轩辕自幼就非常聪明，他生在“神农氏世衰”部落间掠夺战争纷起的那个时代。面对大自然残酷的现实和周围部落的挑战，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智慧和谋略，特别是以道学理论为指导，组织和训练部落里的人们习武为战，应对与不同部落的冲突和大自然及凶猛野兽的挑战，特别是黄河洪水的威胁，以保卫自己和其部落里的人们。轩辕及其部落注重发展生产，保存自己，但却从不威胁别的部落和掠夺他人。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因。轩辕周围的部落有的表示尊敬和钦佩，有的畏惧其武威和强大，而都来宾服于他，然后结成部落联盟，大家推举轩辕为领袖。轩辕制定礼仪，实施教化，创立典章为治世准绳，安置官员到各处治理天下。轩辕黄帝以智慧和武力的手段制止了各部落联盟之间的长期混战，建立了国家制度的雏型，使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跃变，结束了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文明时代，揭开了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第一页。
在轩辕黄帝身上凝聚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包容的文化理念，首创性和开拓性的基因。
范蠡的市场经济理念历久弥新
中国的市场经济主导形式看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西方引入的。亚当斯密（1723—1790）的大作《国富论》和《道德论》，由于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被后人称为著名的“两只无形的手”。一只手指市场“私利”的驱力，而另一只手指道德“同情”的制衡。《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创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和繁荣。相对《国富论》，《道德论》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它对促进人类福利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主导形式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西方引入的。然而，市场经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的思想雏形可以绵亘数千年，历久弥新。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是市场经济的先导。
市场经济的先导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他虽出身贫寒，但睿智韬略，年轻时便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在政治、商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尤其他在商业领域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极受后世学者们仰慕和追捧。他富有哲理的市场经济理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经营技巧，则更为后世企业家们津津乐道。范蠡开始时在越国任大夫，曾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后一举灭掉了吴国，完成了称霸中原的伟业，自己也因功被封为“上将军”。
毋庸讳言，范蠡堪称最懂中国文化和市场创新的实业家和思想家。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这其中既包含有先天下之忧的儒家勇气，又有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范蠡在从政、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这一点，也是他被民间尊为“商圣”的重要原因。他懂得如何变通思维，将创造性思维和产品、品牌属性有机结合；通过创意性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让消费者主动接受，而非企业去生硬地去传递和灌输；与此同时，对市场观念进行跨越式创新，创新市场，即更好地引领市场，把企业文化和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以市场为导向，把市场需求、消费者期望、社会责任和先进的实用技术融为一体，采取针对性强、层次性强的目标销售经营模式。这就是“商圣”范蠡颇具现代风范的市场创新战略和营销理念。
王阳明致良知哲理深邃
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的《道德论》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尤为深远。后来有学者把它称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基石。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然而，就道德情操的倡导和塑造，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它的道德情操理念可以追溯至明代，历久弥新。中国历史上对于道德情操的塑造，可以追溯至《论语》。明代王阳明继承儒家、道家哲学智慧精髓，将中国古代塑造人类道德情操的理念发扬光大，创立《致良知》学说。
王阳明，实名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宁波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拥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湛的文学艺术造诣。因王守仁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是儒家学说的发扬光大。王阳明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主要由其学生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阳明学派。
王阳明一生仕途坎坷，但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当下领导力的开发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谈论的“智者坦荡”是对于王阳明处事自然、洒脱自如、博大胸怀的描述。王阳明曾经被贬，去龙场途中又遇追杀，逃过大难，却清风海阔，不见一丝怨尤。在武夷山一野寺中，他题下《泛海》一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首诗的意思是：我根本就不在乎是顺境还是逆境，所有这一切都跟天空中的浮云一样，风一来，就被吹走了。月夜，我在静静的大海上泛舟三万里，那种痛快的感觉和我驾着锡杖、乘着天风，从高山之巅疾驰而下的感觉一样。由此可见王阳明非一般的坦荡胸怀。
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和”文化可以追溯千年，历久弥新。汉语中的“和”字，渊源有自，其来尚矣，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有所见。“和”表示不同声音、不同观点因相合拍、相融合而产生共鸣，强调诸异而致同；“谐”表示相同的声音、相同的观点因一致而统一，强调诸同而大同。“和”的统一性比“谐”更为丰富。中国历史上“和”的概念经历了由实转虚的演变过程，它逐渐从形而下的具体器物与感官经验抽象而为形而上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用来表达协调、调和、协和、和谐、和睦、和平、平和等思想观念。尤其是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先秦诸子们，开始对“和”的意蕴、价值、实现途径和理想状态进行理论阐发，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自觉、自发和自我。“和”成为涵盖自然（天、地、人）、社会（群、家、己）、内心（情、欲、意）等层面与音乐、绘画、饮食和养生等领域的基本原则，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质规定。可以说，一个“和”字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是中华文化的灵魂。
中国“和”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和”的思想。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观。《易经》上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席物，万国咸宁。”意思是依据天道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要融合，即走向太和，而“和”的价值指向是万国安宁与繁荣，这是符合天地变化之道的。二是“合二而一、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法和包容、创新智慧。
中国和式创新立根原在“坚”岩中。它根植于中华文明与中国“和”文化，根植于儒家思想的“礼之用，和为贵”道家的自然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观，渊源于中国的古典哲学的精髓“仇必和而解”拥抱矛盾，激励创新，是中国自己的本土创新理论。从战略的层面讲，中国和式创新是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信的重要补充和支撑。“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中华“和”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这是“中华文化和文明渗透到中国人骨髓里，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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