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佐利克的积极筹划下，2005年12月7日至8日，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此时距首轮对话刚过100天。
赴华盛顿参加第二次战略对话前一天，我在纽约出席基辛格博士举办的午宴，两人继续就中美两国应该如何看待对方交换看法。当时，基辛格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中美关系的关键是解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即美方是把中国看成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一个潜在的对手。他还感叹道，如果美中两国陷入冷战，那么谁也不会成为赢家，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我对基辛格说，你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之一，最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两国关系历经几十年风雨，发展到今天，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好处，是非常不容易的。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我们无意也不可能与美国打冷战。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一心一意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如果美方诚心诚意同中方发展中美关系，那么将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好处怎么评估也不会过分。如果美国将中国当作对手和潜在的敌人，对中国搞冷战，肯定没有好处。
我再次将首次战略对话中对佐利克讲的“中国不是苏联”的道理分析给基辛格听，话说得很实在，他认同了这个观点。我进一步表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大不相同，当今这个时代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争霸的格局也迥然不同。中国不是苏联，中共也不是苏共，企图以冷战来“西化”和分化中国是白日做梦。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国搞乱了，美国也不会安宁。只有中美共同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才对双方和世界有利。
见过基辛格后，我还再次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他主动表示，美中战略对话肩负重大责任，对两国都很重要。美中双方坦诚相待，有助于双方消除误解。从美中各自的利益和抱负看，美中双方没有任何不能合作的理由。苏联怀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抱负只能在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是美中之间丝毫看不到这一点。
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如果美国朋友多花一些时间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研究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苏联相比是很不同的。有了这样的比较，可以帮助美方消除某些不必要的担忧。以历史学家的目光来看，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内部先打起来的，这并不是什么社会制度之争。我强调，中美两国完全有理由成为不同制度国家平等合作、和平相处的典范。
(2005年)12月7日上午10时，佐利克陪我走进美国国务院的杰斐逊厅，大厅里挤满了记者，频闪的闪光灯晃得人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噼噼啪啪”的快门声响成一片。人群之中，听到有一位中国记者大声喊：“戴部长！”扭头一看，他拉开嗓子问我什么时候回应佐利克关于“利益攸关方”的讲话。我一边走一边简单地回答：“下面的会谈将会涉及。”
我在这次对话中，主要结合当时国际形势特点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阐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理念，强调了中国共产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执政方略，并且认真分析了中美双方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强调双方应该继续扩大两国利益的汇合点，妥善管控分歧，全面推进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我首先从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入手，强调美国必须解放思想。我说，国际形势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一个鲜明的特点用中文讲是一个“变”字，就是说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今天中美的共同敌人和面临的共同挑战变了没有？变了。二战时，中美在东方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共同面临苏联扩张的威胁。而当今中美面临的共同威胁则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是诸如跨国犯罪、海啸、地震、禽流感等问题。第二，世界还是两极即美苏各自率领一个国家集团对抗的局势吗？不是了。世界格局不再是两极对立了，也不存在相互对抗的两大政治、经济、军事集团。现在谁想拼凑这样的集团也是难以做到的了。大国之间相互协调与合作的需求上升。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不是哪一个国家所能单独应对的。因此，无论从全球还是从地区层面看，大国加强对话与协调已逐渐成为客观要求。第三，人们还迷信某一种文明或某一国家的发展模式吗？不迷信了。那种认为某一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想法和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总之，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不应再用老眼光和旧思维去看待变化了的世界，而应该与时俱进，学会用新思想和新眼光分析和处理新问题，应对新挑战。
我说，美方应以善意看待中国的战略走向。中美不应成为敌人，而应成为广泛领域的合作伙伴，成为不同制度大国间长期和平相处、平等合作的典范。当今时代已不是美苏对抗和争霸的时代，而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渴望并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的时代，是中美两国利益交融度越来越大的时代。中国不会用当年苏联的政策和方式来对付美国，美国也不应该用当年对付苏联的那套政策和方式来对待中国，我们双方不应该耗费精力成天琢磨如何遏制对方、如何削弱和分化对方，而要琢磨怎么发展合作、怎么扩大共同利益。
我在对话中请佐利克详细说明“利益攸关方”的含义。他向我表示，这个提法不仅指中美两国存在着共同利益，而且指中美关系应该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能够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为维护和完善今天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他说，“利益攸关方”的反义词是“搭便车者”。他之所以提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是试图给美国人民观察今日中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促使他们去思考，美中两国能不能在当今国际体系的大框架内开展合作，应该怎么样合作。
佐利克在中美战略对话后提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表明美方承认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不再把中方视为与国际体系相对立的“异端国家”，这对于双方后来进一步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积极的贡献。但这一概念主要是从美方的角度出发的。
我对佐利克说，“利益攸关方”是你的发明。在我看来，如果用“合作伙伴”一词也许更好些，也就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大家都是平等的伙伴。至于谈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第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不是“搭便车者”，而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中国既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塑造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第二，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与完善，使之更公正合理，使国际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受益。第三，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从来都是讲原则的，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独立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既对中国人民负责，也对世界人民负责，而不能单以美国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第四，中美两国制度不同，应当相互尊重。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交流两国在治理各自国家方面的具体经验和做法。第五，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使占世界1/5的人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将是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美国完全可以从利益相关和相互依存的角度，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做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合作者、促进者、支持者，而不是旁观者、批评者、阻挠者。
最后，我特别强调，抓住历史赋予的难得机遇，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13亿人的中国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关系，永做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对美方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将会带给美方的巨大利益和好处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相反，如果作出错误的战略判断和决策，把一个本来不是敌人的中国当作敌人，成天琢磨怎么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或者对中国的意图疑神疑鬼，实行所谓“把拳头藏在厚厚的棉手套里”的对华政策，就将铸成历史大错。
佐利克这个人很有历史感，他专门为我们这次战略对话安排了一个参观项目，就是到纽约州的海德公园去参观罗斯福总统图书馆。（2005年12月）10日上午，天上降下了鹅毛大雪，美国东部地区的民航机场全部停飞。佐利克找来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亲自陪我一起飞过去。途中我们还谈到了日本问题。飞机降落后，又坐了半个小时的汽车。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车队刚刚到达图书馆，天就放晴了，出太阳了。
走进图书馆，佐利克特意带着我去看罗斯福总统参加雅尔塔会议时亲手绘制的“四警察图”。根据罗斯福当时的设计，联合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联合国安理会将设立四个负责维护世界秩序的“警察”，即现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当时还没有法国。佐利克特意让我看了看这个东西。
中美战略对话怎么搞到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去了，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国际媒体议论纷纷，特别是日本媒体显得非常紧张，他们给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国使馆反复打电话，询问其中的背景。这件事当时被媒体炒得很热乎，是记者们追问的焦点。
佐利克仅简单表示“罗斯福是战后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之一”。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面对媒体表态时说，美中双方借此可以“直接体验二战即将结束之时，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盟国领袖创建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历史性决策。美国寻求和中国合作巩固现有国际体系，并且以互利方式加强合作”。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佐利克作出这个姿态，是想突出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战斗的历史，强调中美双方都是战后国际体系的创始成员，应该共同承担起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重大责任。
在这次战略对话中，我们比较公开地讲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比较放松地和美国人讨论国际体系问题，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这之前，我们不大用“国际体系”这个词。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中美战略对话中，佐利克作为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不仅花两个整天的时间与我们谈，还动用军方的力量安排专机，冒着大雪陪我们参观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我俩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时间加起来超过了20个小时，这在中美高层交往中是罕见的。
佐利克在对话结束后表示，中美这次对话是建设性的。双方认识到，通过对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进行前瞻性的、开诚布公的讨论，即使面临分歧也不回避讨论，更能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更可能处理好双方的分歧。他强调，美中通过各种论坛和交流进行合作是重要的，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结束后一个月，佐利克来华访问。他在北京表示，美中战略对话已进行两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与我谈得不错，双方就美中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并且触及了双方外交理念、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东西。他认为，美中战略对话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对话。
佐利克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后来当了世界银行行长。我们两人合作融洽，因为中美战略对话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他后来多次访华，基本上每次都会和我见面聊一聊。他曾表示，中美战略对话是他本人外交生涯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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