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于2006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由杨洁篪副外长与美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共同主持，双方重点就中美关系、朝核问题等进行了沟通。
2007年3月3日，刚刚出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内格罗蓬特访华，过来了解和熟悉情况。内格罗蓬特出身豪门，父亲是希腊船东。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两次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八次出任大使，曾陪同基辛格访华。伊拉克权力交接后，布什任命他为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统揽前线军政事务。后来又调任国家情报总监和总统首席情报顾问，负责协调美国所有情报机构。由他来接替佐利克，布什总统应该是很有考虑的。
我们的会谈可以看作是新一轮中美战略对话的前奏和序曲。内格罗蓬特回顾了1972年6月他本人跟随基辛格访华的情况，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感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强调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美中关系也在蓬勃发展。他说，美中关系在不断增强，发展势头从未像今天这般强劲。美中两国是伙伴，应以坦诚的态度，尽最大努力，共同应对好各种挑战。美中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必须认真耕耘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对他说，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多任总统的心血，值得我们珍惜，我们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好、发展好。其中，最关键的是我们彼此如何看待和认识对方，如何建立战略互信。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我看倒是应该讲讲“中国机遇论”，讲讲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向世界各国提供的机遇。世界上谁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机遇，与中国开展合作，谁就会得到好处。我向他介绍了中国35年来的巨大变化，强调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一个热爱和平、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家，一个致力于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的国家，一个讲信义、守规则、负责任的国家。我们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坚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让世界各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当日，我在与内格罗蓬特共进工作晚餐时还与他就战略对话机制交换了意见。我强调，事实证明，中美战略对话是加强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渠道，为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挥着积极作用，应该继续下去。中美战略对话应与两国其他双边对话机制有所区别，重点讨论宏观、全局和战略性问题，而不是谈判解决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将双方在对话中达成的共识体现到各自的政策和相互合作中去，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经过一系列铺垫，我与内格罗蓬特共同主持的第四次战略对话顺利了许多。这次战略对话于当地时间2007年6月20日至21日在华盛顿举行。需要提到的是，2006年12月中美两国又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交流机制，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据佐利克后来对我说，这是他向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鲍尔森建议的。在我和内格罗蓬特举行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之前的一个月，吴仪副总理刚和鲍尔森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如此一来，我和内格罗蓬特就可以集中就事关两国关系的战略性、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进行坦诚深入的探讨了。
怎么才能一开始就把对话气氛充分调动起来呢？我们事先找到了一张内格罗蓬特当年陪同基辛格访华的照片，正好是周恩来总理和他握手，是我们从新华社的中国照片档案馆里翻箱倒柜找出来的。那时他才30岁出头，头发又黑又亮，可现在已经谢顶了。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专门镶上了框子。会谈开始前，我卖了个关子，说给他带了一件特别的礼物，请他猜一猜。他当然猜不着，我们就把相框突然拿出来。内格罗蓬特的眼睛顿时闪过一道亮光，高兴极了，举起相片高喊：“我宣布，本次美中战略对话成功！”
在对话中，我首先概括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第一，中美两国虽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共同利益始终是维系我们交往的纽带和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是共同利益使我们两个曾经相互敌视的国家走到一起，是共同利益使中美关系克服了一次又一次困难甚至危机，也是共同利益不断丰富着两国关系的内涵，加固着两国关系的基础。第二，两国了解对方的愿望始终是强烈的，对两国关系对各自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第三，台湾问题始终处于两国关系的核心地位。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回顾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更可以看到两国关系的主要波折大都与台湾问题有关。事实一再证明，台湾问题虽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但却影响和牵动两国关系的全局。第四，中美两国人民始终对对方怀有美好感情。目前，两国每年人员往来超过200万人次，每天有5000多人往返于中美之间，有8万中国留学生在美求学，近30万中国青年学子曾在美国学习过。中国也成为美国学生海外求学最向往的亚洲国家之一。
接着，我又提出了几点发展中美关系的意见。第一，我们必须坚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这个战略高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美关系是一组全球性、战略性的关系。中美双方需要发展一个世界性的中美关系，并开展战略性合作。二是我们两国对世界大势形成战略共识，是双方开展互利合作的动力和生命力。第二，必须牢牢把握并不断深化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把共同利益这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第三，我们必须坚持以理性、客观、平和的心态看待对方的发展，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第四，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照顾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关切。第五，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对方政治制度的选择，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第六，我们必须完善坦诚、深入、快捷沟通合作的机制保障，培育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
这次对话的重点之一是推动美方提高对“法理台独”危害性的认识。当时，陈水扁当局搞所谓的“入联公投”，其实质是搞“台独”，理所当然地遭到我们的坚决反对。我对内格罗蓬特表示，全力防止“台独”重大事变发生应是我们两国时刻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更不能掉以轻心。中美双方必须防患于未然，采取更坚决、更果断、更有效的措施，彻底阻断陈水扁的“台独”冒险之路，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内格罗蓬特重申了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他注意到了中方的关切和担忧。美方也刚刚公开表态反对台湾搞“入联公投”，美国将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发展。内格罗蓬特说，美方不愿看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话期间，我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等人，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人士。对话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我到访期间，美方连续三次公开表态，明确反对台湾举行“入联公投”。这些言论从客观上产生了遏制“台独”的效果。
和以前几次一样，在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期间，我也分别见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基辛格是(2007年)6月18日在纽约见的。他谈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经历近一百年来最大的变革，而国际关系的重点也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与中国在广泛的领域内开展着富有成效的合作，两国关系因为形势的变化尤显重要。
我说，当今世界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大家同舟共济，齐心应对。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了，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改进和完善，但是，不是彻底打破重来。中方忧虑地看到，当前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苗头，就是有一些国家寄希望于通过组织“意识形态联盟”来解决问题，这既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也不现实。
基辛格说，根据意识形态来重塑国际体系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美国国内确实有人试图在亚洲建立某种“价值观联盟”，这一概念听上去很有想法，但是却是哗众取宠，缺乏战略眼光，他不支持。真正有效的国际体系需要建立在各国共同利益之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美中双方尤应明确界定共同利益，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007年）6月19日，我在华盛顿见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必须处理好中东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包括尽快结束伊拉克战争，从这个国家抽身；还要更聪明地斡旋巴以关系，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美国也应以更加严肃、更加务实的态度来与伊朗进行真正的谈判。美国有必要更直接地帮助世界上那些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民获得社会公正，有必要提高对气候变化、防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视程度。
我强调，美国需要奉行更加理性的对外政策。我说，美国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国家，能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我注意到在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大辩论中，就有人主张美国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要太傲慢。希望美国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次战略对话结束后，布热津斯基在应邀访华时谈到，美中关系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今的美国和中国已不同于1914年的英国和德国。美中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为避免出现各种风险，双方应保持经常、密切和全面的磋商。对于那些刻意挑起的事端和挑衅，双方都应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低调处理，而不是火上浇油，掉进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设下的陷阱。布热津斯基回国后向我们使馆的同志谈到，他强烈地感受到当今中国注重融入国际体系的意愿，中国倡导变革而不是打碎现有体系，显示出相当的战略智慧和理性。中国作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正承担着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的沟通与交流实际上也构成了中美战略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有意义。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