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长期在东西方研究技术战略和创新战略，讲授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给MBA和EMBA开设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课程。简单说来，战略管理的核心关注的是：战略定位、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又称为战略管理的三大支柱。这里谨以战略管理途径赏析一下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特别是张载的儒家哲学思想和论断对于中国和式创新的深远影响。
从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到“仇必和而解”
北宋时期大哲学家张载拥有两个著名的论断：一是广泛传颂的“四为句”中的“为万世开太平”，二是被现代大哲学家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中的“仇必和而解”。用今天战略管理的话语讲，如果“为万世开太平”是战略目标的话，那么，“仇必和而解”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选择。确保战略选择的成败取决于内外部战略分析和战略创新。“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仇必和而解”，笔者称之为：拥抱矛盾，激励创新，引领未来，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警世名言，不仅是中国古典圣贤的大同理想，天下一家的宣言，而且是世界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呐喊。笔者认为，这是中国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和平崛起的基因，这一论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典圣贤智慧的与众不同和中国哲学思想的超越意识。既然胸怀“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超智慧凝聚的宏伟大志，势必拥有“仇必和而解”的高超智慧凝聚的创新理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超越意识的重要佐证。只有超越意识的存在，才能在轴心世纪完成向高级文明的转化和升华。
宋天禧四年，张载出生于长安（今西安）（1020—1077）。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少年丧父，使他较早成熟。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张载年近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张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不朽的精神遗产。
“四为句”，为万世开太平和世界主义的呐喊
张载的万世不朽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历代流行不衰。根据张载四句名言每一句开头都有一个“为”字的特点，后人就把它称为“四为句”。第一句“为天地立心”。首先，在古代“天地”一词并不专指自然界。儒家经典《易传》中有一个关于天、地、人的“三才”宇宙模式，表明古人倾向于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在张载看来，“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第二句“为生民立命”。“生民”指民众，普通人民大众，“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张载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新的意义。因此，“为生民立命”是说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术传统。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中绝了，所以要努力恢复。张载继承“绝学”，但他却不照搬前人，而是力求创新和继承，在他的学说中有不少内容是六经所未载，前圣所未言的。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这是张载的不同凡响之处，超越前人之处。总之，“四为句”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天人合一、学统传承、天下太平、世界主义、开放理念等内容。“横渠四句”的警世名言，不仅是中国古典哲学家的大同理想，天下一家的宣言，而且是中国古圣的世界主义与世界和平的呐喊。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因，这是中国世界主义和世界和平理念的渊源。
“仇必和而解”拥抱矛盾的创新理念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正蒙太和篇》中的著名矛盾观命题。“对”指矛盾的对立面。“仇”指对立面的斗争。“和”指对立双方统一体的平衡和和谐。二气交感聚而有象，一旦有象便有其对立面，有对立面就会有相反的运动。因而便会有斗争。而斗争的结果便是形成统一体的平衡与和谐。统一体形成平衡与和谐并不是没有对立了。“有象斯有对”，对立是永远的、绝对的，而和谐则是有条件，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张载的这个命题肯定了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与它物的对立和斗争之中，这是一个深刻的洞察和见解。然而，他强调“仇必和而解”，强调对立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平衡、和谐。张载“仇必和而解”的命题充分显示出他的博大的胸怀、高超的智慧、包容的心态和创新的理念。正因为如此，“仇必和而解”才成为不朽的经典和万世传颂的名言。儒家讲究“王道”，认为“霸道”只能造成口服心不服，最后，必然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儒家崇尚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只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态，睿智、创新的思维，才能做到“仇必和而解”。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家的智慧的与众不同和中国哲学思想的超越意识。“仇必和而解”的高超智慧凝聚了创新理念。而张载在总结中国历史、哲学、辩证法后，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进行了高度概括，使他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和式创新是对现实管理中“仇必和而解”的创新思想的总结和延伸。中国和式创新的核心在于求同存异，有“异”容“异”，“拥抱矛盾”“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谐包容”。
从熊彼特提出亚当斯密悖论到创立创新理论
亚当斯密悖论（Smith Paradox）又被称为斯密问题（Adam Smith Problem）、亚当斯密难题、斯密之谜，是指19世纪末期在德国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又称《道德论》）中提出的同情心（sympathy）原理与其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selfishness）原理看起来相互矛盾。亚当斯密本人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矛盾，在《国富论》一书出版后，他又发行了经过稍微修正的《道德论》版本。他或许认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
笔者在研究亚当斯密悖论时发现，亚当斯密首先在1759年出版《道德论》，随后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熊彼特认为斯密的大作《道德论》和《国富论》是互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对于《道德论》和《国富论》理解得最透彻、研究得最深刻的非熊彼特莫属了。然而，熊彼特在1911年用德文出版了他的著名大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书中他破天荒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和理论，阐释经济运行发展规律。笔者大胆推断：他的“创新”理论是在汲取《道德论》和《国富论》两部巨著的精华和充分理解《道德论》和《国富论》二者的矛盾后，从矛盾中获取战略卓识和哲学思维后提出的。
中国和式创新的诞生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中，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常常与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常常与这个国家的创新意识息息相关。
要想创新，引领未来，必须深谙历史，了解过去。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方向才能更加明确，确信到哪里去。
中国对外开放的39年来，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合作与发展共进的全球化背景下，渐进改革，稳步对外开放，一路披荆斩棘，继往开来，博采众长，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今天的人口红利已不在，工资上升，成本加大，经济放缓，中国经济如何软着陆？中国经济可否可持续性发展？
今日世界，前途未卜，风雨飘摇，乱云飞渡，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去向何处？
此时中国，滚石上山，拥抱矛盾，爬坡过坎，与世俱进，风光无限，求同存异，任重道远。古老的东方大国，何以昂扬地姿态屹立在时代的潮头浪尖？
过去39年来，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2008年华尔街金融泡沫的破裂，2016年英美飞出的“黑天鹅”。进入2017年还不满6个月，英美确实不平静，政治乱象丛生。有英国媒体称，美国白宫危机不断；英国刚刚结束的大选，特丽莎梅宣布提前举行大选，踌躇满志，但现实由于脱欧与反脱欧的较量，致使政坛一地鸡毛。战后英美主导的国际次序日渐脆弱，一个新的国际次序正在形成，但主导者肯定不讲英语……
这些大事件改变着世界，颠覆着人们的思维。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呼唤大战略和大智慧的时代。中国的成功引起世界瞩目，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和创新机遇乃中国荣耀，世界期盼。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呼唤中国创新的模式和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
中国和式创新的诞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内在的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原因。如前所述，北宋大哲学家张载认为：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从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到“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论断，“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笔者认为，用今天的战略管理的话语讲，为“万世开太平”是战略愿景。理念引领行动，目标决定选择。而“仇必和而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选择。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仇必和而解”——笔者称之为“拥抱矛盾，激励创新，引领未来，为万世开太平。”
20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向何处去？横有千古，纵有八荒。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圆融大气。中国古代蕴含创新思维的哲学智慧，“仇必和而解”——“拥抱矛盾”激励创新，这为中国问题创建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于是，根植中华文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秉承儒家倡导的忧患意识和道德实践，“礼之用，和为贵”；弘扬道家倡导的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回归自然”和“可持续性发展观”，中国和式创新在远思古时哲学智慧精髓，近贴现代中国发展脉搏中，油然而生。
“和式创新”为什么在中国诞生
中国古典哲学的特质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是“和式创新”在中国诞生的主要原因。尽管东西方哲学精英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超越意识却有着一致的认同。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明显的超越倾向。中国古典思想中的世界次序是绝对“现世的”（this worldly），完全不带有西方超越模式所熟悉的那种“两个世界”（two-world）的对立。超越性至关重要，只有超越性才能在轴心世纪完成向高级文明的转化。
中国哲学家传统上具有卓越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极为丰富的阅历。他们的战略和理论思考与其实际工作有关，着重政府和社会工作的日常运作，问题和矛盾的处理和协调。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孔子，他不仅做官，而且做过好多种官，还曾经做过高官。孔子出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不断的残酷的时代。他在鲁国做过“中都宰”，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孔子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被任命为大司寇，他由大司空转任为大司寇，并兼任代理相国，诛杀乱臣少正卯，稳定鲁国物价、路不拾遗、商客宾至如归。但后来孔子对鲁国的腐败彻底失望了，开始了为期14年的周游列国。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正是在这战乱不断、变革动荡、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以民为本、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等思想对当今以德治国有着重大的意义；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义制利等思想契合当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到张载梳理儒家哲学精髓，从提出“为万世开太平”至“仇必和而解”，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中国社会乃至环球治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然而，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是公元前770年周朝时期的人，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大家、教育大家、哲学大家。老子担任过管理书籍的官职，他在学习了前人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独成一派的道家思想。老子哲学的精髓不但精辟独到，而且能与时俱进。2500多年来，它不但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显得落伍，不合时宜，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体现出其哲理的光辉和永恒的生命力。
北宋大哲学家张载，曾经担任过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的官职。他继承“绝学”，但他却不模仿照搬前人，而是在儒学基础上力求创新。从“为万世开太平”到“仇必和而解”折射出的是中国古典圣贤的高超智慧、博大胸怀和创新理念。笔者认为，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换一句话说，就是张载“仇必和而解”的创新思维引发中国和式创新在20个世纪70年末的诞生，人类提前进入21世纪。
毋庸置疑，1978年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开启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国家的走向变革的伟大航程，而且将改变人类发展的进程。用今天通俗的语言，假如英国开启的工业文明和全球化是1.0，美国主导的2.0全球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延续和科技创新的此起彼伏和层出不穷，那么，中国主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必将成为人类创新文明的3.0版本。假如在20世纪美国引领的是科技创新，那么，21世纪中国引领世界的是社会创新和政府创新。中国和式创新引领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它必将引领世界潮流，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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