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丽同志是我所尊重的一位领导，她待人接物周到细致，礼貌谦虚，丝毫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架子。我在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期间，凡有外宾希望请她接见，她都尽量安排时间。特别是有一次，她专程从外地飞回北京会见战略学会的客人，令我们十分感动。2010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和夫人寿瑞莉到北京宽沟的市政府招待所参观休息，在那儿巧遇何鲁丽，她很热情地和我们打了招呼，并合影留念。
我们一直想收藏何鲁丽的签名书，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我想到何鲁丽的父亲、著名的爱国学者何思源：也许在何思源的书里有何鲁丽的文章？于是我买了三卷《何思源文集》和《何思源和他的时代——纪念何思源先生诞辰110周年》。令我们高兴的是，《何思源和他的时代》中收录了何鲁丽的署名文章《缅怀父亲》。2012年春节前，我们把这本书寄给何鲁丽，很快，何鲁丽签名后寄回我们。
何思源是山东菏泽人，生于1896年，他的人生充满传奇。1915年，何思源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考取官费留学美欧，在巴黎认识了后来的妻子、何鲁丽的母亲Yevonne Natalie Jammes（中文名：何宜文）。何思源精通英、法、德文，还自学了俄文，原本志向于成为著名学者，但时代的潮流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却把他卷入政治旋涡。他参加过北伐；抗战时期出任鲁北游击队总指挥，率部组织敌后抗战；是国民党时期的北平最后一任市长，但只干了18个月就被国民党罢官，成为任期最短的一任市长；之后何思源毅然与国民党决裂，被推举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一件事情广为人知：1949年1月18日凌晨，正当何思源准备出城和解放军代表谈判时，久已怀恨在心的特务引爆了两枚定时炸弹，何思源一家六口， 一死五伤，何鲁丽的妹妹、正在中学读书的何鲁美不幸遇难。但事后第二天，何思源就缠着绷带，忍着伤痛，率领代表团出城与解放军接洽，毛泽东高度评价他“充分代表了民意”。
这段故事我多次听说过。看了何鲁丽的文章《缅怀父亲》后，我才知道，早在1942年，何思源就曾有过类似的壮举。当时，何思源在山东组织抗日，妻子儿女躲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日本人掳获何思源的妻子儿女，其中也包括何鲁丽，把他们押到山东，试图以此施压，令何思源屈服。但何思源不为所动，而是通过外交渠道揭露和谴责日军违反国际公法，以妇孺为人质的罪行，最终迫使日军放弃这个阴谋，把他们押回天津。后来，何鲁丽的母亲带着他们这些子女经过多方辗转曲折才与何思源重逢。此时，何鲁丽已经8岁，是第一次见到父亲。
何鲁丽在《缅怀父亲》一文中说“8岁才认识父亲”写的就是这段往事。这段往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何思源为了北京和平解放，不畏死亡威胁，为民请命的民族气节和精神。
在把《何思源和他的时代》寄给何鲁丽的同时，我们还寄给她一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首日封，因为何鲁丽是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名誉会长，我们希望她能在首日封上为我们的邮封收藏题词。何鲁丽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她的题词是“藏书集邮相映成辉”，恰好反映了我们一面藏书，一面集邮，二者相互促进的做法。
令我们惊喜的是，何鲁丽还同时寄给我们一张“中国2011—第27届亚洲国际集邮展览”珍藏封，并且题词“方寸传友情”。原来，在前一个封上，何鲁丽漏写了我的姓氏“熊”字，因此补上一个。在便函中，何鲁丽写道：“我现为全国和北京市集邮联之名誉会长，应尽力为集邮爱好者服务。”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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