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和世界正进入一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伟大的变革时期。这一变革，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可能是一个“转弯”（即在前进过程中更清晰地确定自我道路的方向），但对于整个世界格局来说却是大“转弯”（即从个人中心、霸权、对抗的老路慢慢拐到另一走向）。从现在起，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且是人类社会将要进入一个“新时代”，人类历史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的政治宣言，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就在十九大三万多字的报告里呈现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我曾提出，人类历史发展无外乎三大阶段，一是相互隔绝，二是相互对抗，三是相互对话。这个大转弯，就是指人类将由对抗转向对话。不管是自愿自觉，还是迫不得已，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第一次以和平、谈判为主轴处理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关系的文明新时代，而和平与对话正是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和提倡的理念，是我们最具优势的特点。
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复兴是必然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现在不过是回归本位罢了，回归曾经一统的、繁荣的、对周边国家首先是睦邻友好的大国地位。这条回归之路，我们也曾跌跌撞撞、曲曲折折，也曾犯过错误。但是中国人的智慧就体现于在艰难困苦当中、曲折绝境当中，愚公移山、炼石补天，人心齐泰山移，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抗争，于是出现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出色的领导者，中国的面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焕然一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知行合一”的最高典范。“知”的是人理，知道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人类才能永续生存下去；人理即天理，大自然本来是和谐的、共生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行”是要落实到具体事件中。对话和交流不是空喊口号，南海问题、中印边境问题、钓鱼岛问题都始终体现了依靠对话解决问题的中国智慧。
现在，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已经大大增强了，但还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中华文化上自觉，有了自信和自觉，才可能自强。文化自信，在新时代需要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了解和把握。首先，结合社会的变革，上到国家战略政策，下到百姓生活，知其当然；其次，有比较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事物，了解不同文明的历史和现状，并与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相对照，才能知其所以然。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就定下了为中华民族所有人服务的目标。由于她的目标是为了人民，才有了九十多年的光辉历史。而发源于中东和欧洲的信仰——“自由、民主、平等”，形成了从18世纪到现在的国际秩序。不同的根结出不同的果，这就是所以然。再认清世界将要进入新时代这个大转弯，就有了自信，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必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自有文字以来，特别是孔孟将中华传统文化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基本定型以来，中华文化兴衰起伏，道统却始终未断。即使是南北朝时，黄河以北被北部和西部民族占领，留在北朝的士大夫阶层继续用中国古代经典教育子孙，保存下来很多典籍。而迁往南朝的知识分子，引进佛教和道学的思想注释儒家经典，为儒家注入新思想、新语言，南北结合开创了隋唐时期文化的兴盛。唐朝韩愈提出道统问题，可惜未成气候。经历了唐五代时期的动乱以及两宋几代儒学大家的不断创新和累积，造就了程朱理学。而后，理学的发展出现了偏差，后儒只知《集注》，不知《五经》，只背语录不读元典，于是钻到了形而上的牛角尖里，导致南宋后期思想僵化，却又催生出在百死千难中得来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既是儒家的思想精华，又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养分，集自孔孟以来儒家文化之大成。称王阳明为帝制时代后期的圣人，并不为过。
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每经历一次更生和复兴都有创新。我们今天既要弘扬阳明心学，又不能止步于王阳明。既要继续深化对阳明思想的研究，又要把阳明心学创造性地转化，以便进入我们的课堂、社区、企业。阳明心学有了专家的深化和再升华，才能器道兼治，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当代精英。只有培养出一批既懂得人文学科，又了解自然学科、精通外语的精英人才，才能进一步将阳明心学进行话语转换，使中华传统文化大众化、时代化。现代年轻人的知识面太广了，只讲中国的历史人文是不行的，还必须跨学科、跨国界。有了多学科的相互启发，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自身。很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于激发我们的敬畏心理、印证“天地万物，本一体也”是有帮助的。例如，量子力学中有些著名的论说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心即理”，为什么“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应多多对话。目前科学对宇宙、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还不到1/100。中华文化讲整体，讲关联，西方科学讲分析，讲实证，两者结合一定能使人类的认识产生飞跃。
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文化背景不同，阳明心学在各地方的影响也会因时因地而不同。第二届阳明心学高峰论坛，除了主论坛，后续还要继续举办分论坛，这是“百花齐放”式的传播，使阳明心学在地方“落地”，让阳明精神真正成为一部分社会精英人生道路的选择。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但是中国社会的需要，也是党执政的需要，是我们子孙后代的需要，更是世界格局大改变的需要。
（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第二次预备会上的发言，发表时作者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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