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庆祝的时候，只迎来了一部分掌声，更多的是美国内部和别国的阵阵质疑。减税在美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什么这么硬生生搞出好像大家都没见过减税的阵仗呢？本来理论上说减税是给人们省钱，并能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好事，可减税会惹到谁吗？
其实美国总统向来有在上台后连年里推行减税政策的传统，再怎么喜欢另辟蹊径的特朗普在这方面也是萧规曹随。至少特朗普的几位前任都这么干过。比如小布什在2001年就通过的10年减税1.35万亿法案。小布什后上台的奥巴马也在2008年执政后推出经济刺激法案、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等，2010年他还推出了对中产阶级和企业的一系列重大减税方案。如果再往前算，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也搞过减税法案，再往前的80年代的里根主义更是以减税为标志性措施。
定税收目标、扩大税基、降低税率、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美国总统们一次次减税的共同目标，特朗普也不例外。不过既然减税是差不多每个美国总统的“规定动作”，这次为何讨论空前热烈？是因为其中有美国国内被税改惹到的群体，而在国际经济格局下其他国家认为也会遭到“税改冲击”。
虽然特朗普给减税冠以“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称号目前尚有争议，但特朗普是近期美国总统中最特殊的一位却是毫无争议的。不管是推特治国还是口无遮拦都给他打上了鲜明的标签。这也造成了民意的分裂，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铁杆粉丝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忠实的反对派，在他们的坐标系里“逢特必反”是政治正确的象征。在分裂的民意下，在白宫与国会山的对立中，所有的政策出台都包含了太多政治的因素，这次减税法案也是如此。可以说那些政客虽然嘴上在讨论的是税改，可目光盯的却是一年后的中期选举。
就减税计划本身看，反对特朗普的力量揪着减税主要是“让富人吃肉，穷人只能喝汤”这一点，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税收本来就是调节资源再分配的一种方式，而只要是在收税时采用累进税的方式，那么再减税时也同样会让税率高的群体得到的降幅更大。虽然美国民主党人就此抨击特朗普，可出身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减税时，其实也是同样的套路。只不过由于特朗普个人的原因，减税的后果被党争放大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财政紧缩和公平之间谋求平衡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好效果，反而导致从茶党运动开始到特朗普上台的民粹主义兴起。现在特朗普政府打算换个方向发力，尝试在财政宽松和公平之间能不能有效构建平衡。而如果方向改变，免不了会动了一些既得群体的奶酪，于是有人拿出减税后可能空前高涨的公共赤字说事儿。可事实上自从克林顿总统后，美国不断攀高的赤字早已到了虱子多了不咬的地步。
特朗普税改中的给富人减税不是第一次实施，给海外资金特殊政策，促使其回流美国同样如此。2004年，为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小布什政府提出国内投资法案，给在接下来两年里回流回美国的资金5.25%的优惠税率，同时严格规定资金必须流向投资、就业和研发，不得用于高管福利、关联交易、股利发放、股票回购、证券投资、支付税收和购买国债、市政债以及公司债。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最终吸引了大约30%的海外资金回流，不过其中相当部分在会计账户的巧妙平衡下转变为向企业股东分配的资产，而并没有投入到再生产领域。特朗普的一次性利润汇回税政策目前仍停留在纸面上，能否取得比小布什更好的效果，让回流的资金真正帮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还是未知数，因为中间有太多环节会影响政策效果的发挥。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国家认为美国的税改是“你之蜜糖，我之毒药”，担心美国减税后形成对资金和产业的虹吸效应。事实上对特朗普税改溢出效果不必过度夸大。全球性的减税潮也并非必然结果。税收并非决定企业开展业务的唯一因素。如果减少企业税率的作用真那么立竿见影的话，那么全球企业最热爱的地方应该是文莱和东帝汶等东南亚岛国，以及大部分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瓦努阿图以及萨摩亚群岛。
事实证明除了企业税率外，廉价的资金、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稳定的供应链、先进的技术、健全的法规制度以及庞大的市场等也同样是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提高竞争力，也能有效抵御资本和企业外流的危险。因此比起被动承受特朗普减税带来的影响，主动完善市场环境，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对美国外的国家来说是更妥善的应对之道。
美国有句谚语叫“税收和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大事”，唐纳德压力山大特朗普在涉及这个话题时也要想办法为自己减压。随着他又推出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最新话题，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数千公里之外的中东，这让特朗普可以在更宽松的环境下继续推进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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