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益》双月刊网站1月3日发表塞思•卡普兰的文章《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称，中国必然要扩大其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并因此为长期以来受西方推动的经济发展提供另一种模式。
中国模式怎样才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
文章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阐明了多年来简称为“北京共识”的观点：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他还宣告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章称，对于这种智慧，未来的需求似乎正在不断增长。当了埃塞俄比亚21年领导人的梅莱斯•泽纳维2012年去世之前经常表示希望本国可以效仿中国的经济战略。他曾指出自由市场的局限，始终称赞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管理，争取中国援助修建埃塞俄比亚的基础设施。他的继任者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甚至更加充满激情，谋求建设一个东亚模式的发展型国家。正如英国《卫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援引一位埃塞俄比亚官员的话，“我们比中国落后20年，我们努力学习他们的做法，以达到他们现在的水平”。
文章称，虽然对于中国的成功有着诸多解释，但以下十条经验可供发展中世界的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借鉴。
先从小农和乡村地区入手
文章称，一定程度上，由于担心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中国最初的改革就是首先打破农业集体化，实行小型农户制。通过多劳多得制度，生产率和产量都大幅提高。它还为经济全面变革打下了基础。
大力投资知识基础设施
文章称，中国大力投资教育和创新，培养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高技能专家，推动了经济发展。1949年，4/5的中国人是文盲，而今天只有不到4%的文盲。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学生寥寥无几；今天的中国高校录取率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数倍。
对凝聚力的重视超过参与度
文章称，中国领导人觉得自己担负着更大责任，要对人民负责。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有着高度的社会凝聚力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源于它的民族构成（中国90%的人是汉族）以及作为统一国家的悠久历史。在这方面，中国不同于大多数缺乏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很多国家深受殖民力量的影响，由多民族、宗教、种姓或族群组成。直白地说，中国的现状表明了社会学比经济学更为重要。
建设一个致力于包容发展的称职政府
文章称，政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通常是遵循一套在西方发展专家看来毫无意义的计划方案。它大力促进商业发展并拥有无数企业，有时甚至存在自我竞争。中国为投资者提供了友好环境。当然，它经常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结果与目标相符而插手市场管理。
大力投资基础设施
文章称，中国斥巨资全面发展基础设施。听起来，这是最基本的事情，但是能够做到的发展中国家屈指可数。这对吸引投资者及国家经济增长有着深刻影响。
先试行新政策，再逐步推行改革
文章称，虽然其他国家政府常常未经试行就正式实施政策（或是由于过度自信，或是因国际压力），但中国始终采取反复试验、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先试行政策，然后再向全国推广。资源有限，而贫困现象普遍。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还没有一个是通过成功的设计实现现代化的。如何调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结构，（1979年的时候）谁也没有概念。
聚焦重新制定激励机制，消除增长障碍
文章称，如前所述，中国避开了剧烈的改革，即像1990年的波兰那样同时放开所有物价和市场。相反，中国专注于“大问题”，比如“激励机制、流动性、价格灵活性、竞争和开放”。渐进策略试图通过适度修改政策，只要释放足以推动发展的能量储备，重新制定激励措施，消除障碍即可。这种政策的想法是：新释放的能量与尚存障碍进行较量所借助的力量将进一步推动改革。
利用金融市场促进发展和稳定
文章称，中国没有（像西方政策常常以为的那样）假设无人监管的金融市场在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法律框架下能够产生乐观的结果，相反，它经常干预，以确保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稳定。与很多东亚邻国一样，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公共政策，采取能够“引导市场”、从而推动政府重视的结果的方式，改变某些产品（包括货币）的供应与价格。
利用政府政策促进经济竞争力
文章称，西方经济思想大多称赞自由市场，而中国则采取了各种“狭隘的”政策工具促进工业发展。
提倡自力更生
文章称，在维护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方面，中国巧妙地利用改革，保持自力更生，视开放为捍卫本国利益和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相比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常常受西方的影响，所采取的政策破坏了按照自身条件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本刊记者刘莉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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