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久，我与希拉里及多尼隆又进行了三次小范围会晤。2011年6月，美方向中国驻美使馆提出，克林顿国务卿7月下旬将到印尼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期间希望能够经停中国某南方城市与我进行一次小范围、非正式的会晤，这距我们三亚会晤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双方最终确定将会晤地点定在深圳的麒麟山庄，时间定在（2011年)7月25日。
会晤一开始，希拉里首先表示，美中两个伟大国家在同一条船上向前航行，有许多东西需要沟通。确保航船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仅对美中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人民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同舟共济。她说，美中双方保持密切的高层接触有利于准确把握对方的战略和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即便遇到不稳定气流和错误的“天气预报”，也能够把握住正确的航向，稳定前行。我感觉到通过多轮战略对话和非正式会晤，美方与我们说话的语调平和多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学会了比较婉转地陈述意见，适当照顾到对方的舒适度。
我接着她的话说，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们两个国家把关系搞好、加强合作十分重要。有人说，在维护稳定和发展方面，世界看亚太，亚太看中美。中美两家无论如何要在亚太保持良好合作势头。虽然我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我们应该妥善处理。太平洋足够广阔，完全可以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共同繁荣发展。亚太应该成为中美开展合作的主要平台，而不是角斗场。我曾对美国朋友讲，太平洋要永远太平。
我还重点谈到了台湾问题。我说，美售台武器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中美战略互信的最大赤字。美对台军售已错误地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不管持续多长，都不能改变美方这一做法的错误性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其实质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对中国统一大业的严重破坏，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严重损害。中方怎么可能坐视不理？我们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是会继续反对，直到你们停止售武。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向台方出售F—16C/D型战机。
我还谈到，奥巴马再次会见达赖是给热乎乎的中美关系泼了一盆凉水，幸好国务卿本人没见达赖，否则我俩今天就不可能坐在一起了。中国人民很不理解美国领导人为什么要反复见一个农奴主的头子，要跟一个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政治和尚”搞在一起？美方应该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了。希拉里重申了美方的立场，表示双方可就此保持沟通对话。
会谈最后，我强调，中美要努力确保今后六个月两国领导人和高层接触的顺利进行，向全世界展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充满生机并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集中精力处理各自国内议题创造良好条件。希拉里表示，让我们共同努力，让2012年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和平之年、平稳之年。
会谈结束后，希拉里说，她对这次会谈很满意，希望晚些时候再找机会见面。果然，时隔一个多月后，美方邀请我9月份去旧金山，与在那里出席国际会议的希拉里会面。我们考虑到深圳会晤刚刚举行，而且随后中美之间还有一系列的高层交往，就建议美方在当年11月我和希拉里分别陪同两国领导人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小范围会晤。
美方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会见的地点选在夏威夷香格里拉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草坪上搭建的一个帐篷内。美方还告诉我们的同志，戴秉国国务委员与克林顿国务卿会见的时间不限，想谈多久都可以。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也提出希望利用夏威夷会议间隙宴请我。美方说，虽然已经知道克林顿国务卿将宴请我，但多尼隆助理的晚宴也同样重要，希望中方接受这个安排。希拉里、多尼隆的两场晚宴分别举行，足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2011年)11月11日，希拉里举行晚宴并与我进行小范围会晤，晚宴持续将近三个小时。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我们提出了质疑。我则向她谈了三点：第一是要充分肯定中美关系近几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第二是中美之间将一直都会存在问题，但双方要有信心“摸着石头过河”，处理好问题；第三是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积极因素而非消极因素。
我对她说，在来夏威夷的飞机上，我就在想美方当前可能最关心三件事：一是要保持住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二是要实现美国经济的复苏；三是奥巴马总统实现连任。在这三件事情上，中国都会发挥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作用。
晚宴临近结束时，希拉里让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谈一谈美方为支持两国关系所做的“实事”。坎贝尔一一列举完以后说，美国尊重中国，视中国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强国，而不是一个崛起中的穷国。美方在推进两国合作，避免美中关系脱轨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事，希望中方做得更多。我说，你开列了一个单子，我们对你们做的好事铭记在心，希望你们做好事的单子更长些。我们也愿为发展中美关系做更多的好事，我们可以比一比，看谁的单子长。美国没把中国当作崛起中的穷国，中国也从不把美国当作衰落中的强国，愿意看到你们更好地发展，相信你们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
第二天，多尼隆举行晚宴并与我进行小范围会晤，也是差不多三个小时。在晚宴上，我们也谈得很深入。多尼隆说，我一年前访华时，你曾表示，在中美这样两个国情很不相同、政治制度迥异的国家之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挑战。我对此深受触动。美方同样认为构建美中战略合作关系是双方面临的巨大挑战。从历史上看，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走向冲突不乏先例。两国学术界都有人认为，美中这样两个大国未来发生全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完全不接受这种论调，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反对它。双方无论是文职官员还是军方高层都应就战略安全、综合安全问题经常进行沟通，确保彼此战略和军事意图透明，避免误解、误判。
我说，中美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大国，如何建立新型的、符合21世纪时代潮流的国家关系，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和实践。我赞同你所说的，我们不接受中美冲突论，也反对中美冲突论，必须避免重走过去那种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冲突对抗的老路。做好这件事，是一项具有开创性、革命性意义的工作，是中美两国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贡献，子孙后代都会感谢我们。很多美国朋友都明白，中国不是苏联，中共也不是苏共。中美要维护和提升两国关系，要勇于创造历史。我对他谈到，现在已不是冷战时期，不存在打大规模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现实前景。时代在变，我们的思想、政策和行动也要与时俱进。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我们决不参加军备竞赛，但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防力量。我们更不会发动扩张性、侵略性的战争。
在这次小范围会晤期间，我还与多尼隆谈到了南海问题。我说：“美方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一定要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多尼隆表示，关于南海问题，美方的立场是不介入南海主权争议，希望有关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主权争议，美方的两个原则一是保证海上航行自由和安全，二是遵守国际法规则。我重申了中方的有关原则立场，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并无问题，并且说，美方近来经常讲“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我个人认为，“太平洋世纪”应是太平洋沿岸各国共同的世纪。
我与多尼隆前后曾多次会面，双方沟通很好。早在2010年9月，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多尼隆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一起访华，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们，双方进行了深入交谈。当时，萨默斯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起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下降以及严重的失业问题表示担忧。我对他说，我们愿意看到美国继续发展、繁荣、强大。中国没有唱衰美国，我们更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们一点也没有轻视、小看美国。美国有超强的适应变化能力、超强的忧患意识。二战后多次有人讲美国要衰落，但美国最终都克服了困难，保持强大。多尼隆对我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我表示，我们愿意同美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努力不断增进我们的战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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