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联系起来，完整地提出“四个自信”，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获得的重要成果。
首先，我们要了解，习近平提出包括“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有一个历史过程。
“文化自信”这个问题，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当时，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想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显然，“文化自信”当时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提出的，或者说，主要是对文化工作的要求。
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上海等地考察工作时进一步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角度强调要有文化自信，这样，文化自信就成为对全党全社会尤其是对广大党政干部的要求。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就把“文化自信”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联系了起来；而且指出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都贯穿了“文化自信”。这里强调的“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化自信，显然已经不全是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的文化自信，而是广义“文化”的文化自信。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把这个问题深化了，强调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里强调的“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它才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完整地提出了“四个自信”，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同时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还有一些，在这里我们不一一引用了。从上面简要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对“文化自信”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对文化工作的要求转为对全党全社会各项工作的要求；第二次转型，是从狭义文化的文化自信转为广义文化的文化自信。所谓广义的文化，已经不单是指我们文化工作者从事的文化，而是渗透和贯穿在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中的文化。这是什么呢？我理解主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体现我们价值观念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近平强调的“文化自信”，完整地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特别是他论述的“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有一个明确的自信对象，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自信”就是要从文化上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什么叫做“从文化上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在本体论上，就是要认识到今天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文化之根上追溯，来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说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特别是，他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解：“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事实上，中国人对在欧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青睐，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当切合。比如在《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大同”。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是，书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天下”的社会。儒家学者十分怀念夏以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最后实现的是“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最高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社会理想。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都是后来的共产党人，但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至于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包含了为中华民族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民族追求。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决不是偶然的，其中除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有这样的必然性，还由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方法论上，就是要通过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建设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尤其需要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特别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指导思想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建设目标上强调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文化建设方针上，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在今天特别强调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坚强的精神支柱，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一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毛泽东曾经说过：“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话说得多好！中国不仅要强大，还要使人可亲！一个“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文明的中国。
我们已经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进程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也只有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由此决定了，建设同21世纪中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又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中华新文明和用这种新文明培育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我们重要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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