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习惯于在遇到问题和研究问题时从西方管理理论中去寻求答案。谈管理要提起彼特•德鲁克，谈创新要提起约塞夫•熊彼特，谈战略要提迈克尔•波特。西天取经，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自己也是在1997年辞去企业高管工作到西方学习管理的。在管理领域，我们往往要用20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管理是一项有着良好理论和实践的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便达成既定的组织目标的过程。西方管理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以泰罗（F．W．Taylor）和法约尔（H．Fayol）的科学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以梅奥（G．E．Mayo）人际关系学说为先导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和以被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称之为管理理论丛林为特征的现代管理理论阶段。西方管理理论完善，内容丰富，结构系统、严谨。然而，西方管理学者未能预见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同样西方管理面对后来出现的危机也是回天无力。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苦苦挣扎，寻求出路；而中国采取不同战略途径，强劲崛起。特别是刚刚过去的10年，东西方战略途径与管理方法的异同带来了不同的效果，尤其明显。
2008年引爆的看似金融和经济危机，实则是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危机。而西方出现的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反对自由贸易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2016年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加深了这些危机。然而，在西方苦思求解时候，中国通过稳健和循序渐进的改革，不断强大和崛起。中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显示了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出现了与上述“遇到问题从西方管理理论中寻求答案”截然不同的声音。面对中国的不断强大和崛起，相对于西方经济的不作为和社会的乱象，中国应摈弃不成熟的大国心态。培育成熟的大国心态非常重要，做到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负。有学者指出，由于多媒体、互联网、微信的出现和科技创新的魅力，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已成为零距离。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地球村民的审视。中国在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培育成熟、稳健的大国心态、大国情怀和大国胸襟，中国和式创新理念。
然而，在1840年以来，西方的现实主义，八国联军的掠夺，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无视，中华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中国在承受凌辱的时段里，西方在200多年里变得强大，享有繁荣和现代化。就中国崛起软实力的构建，了解西方崛起，特别是崛起的软实力至关重要。了解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走过的路，了解西方现代文明走过的路，了解西方管理思想和创新理论，理解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经典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21世纪是一个呼唤大智慧和大战略的时代。毫无疑问，中国管理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管理不会在短时间内取代西方管理。二者将会长期并存、互学、互融、互鉴。
五月花驶向美国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
2012年新年伊始，我有幸在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工作，出任战略管理和创新教授EMBA项目主任。我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普利茅斯生活了两年时间。期间我和家人一起无数次参观五月花号（Mayflower）1620年从普利茅斯出发标记的石碑和五月花博物馆。读着这些陈旧的碑文，遥望大西洋，联想着五月花离开时的情景以及后来所发生一切，心潮澎拜，思绪万千。如前文所述，大国崛起都伴随着军事冲突，特别是与正在称霸的大国的军事冲突，这几乎是历史规律。美国崛起开始于19世纪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崛起于列强之间，除了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外，美国采取了不同于老牌殖民国家的拓展国际空间战略。在处理与当时的霸主英国竞合关系时的博弈技巧，以及对美国软实力的充分利用，都对美国崛起与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外，美国的崛起并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也是一个例外。美国的崛起没有跟英国产生军事冲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美共享一个价值体系——英美两国都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信徒。英美不但分享英语语言，而且历史交集，同属西方文明。
亚当•斯密：“两只无形的手”
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困惑和矛盾中塑造“两只无形的手”。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富论》和《道德论》，由于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被后人称为“两只无形的手”。一只手指市场“私利”的驱力，而另一只手指道德“同情”的制衡。他所著的《国富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创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和繁荣。相对《国富论》，《道德论》带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更大和更为深远。它对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人类福利的社会目的起到了基本的作用。
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两书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在《道德论》一书里，斯密似乎强调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而在《国富论》里这则被分裂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宣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对于利己和人类动机的狭窄定义所可能引发的矛盾。不过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论》一书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人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人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是自然界指导人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人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人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由此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对于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的探索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人类文明的诞生——挑战和应战学说惊人的相似。
《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着突出的贡献，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所发行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成为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论的最经典的反驳。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自由贸易形成了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声音。这些呼声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甚至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由此可见，今天西方出现的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倾向，一方面可以说是当时反对自由贸易思想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缺乏战略管理的视野，不了解东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变革，而一味把今天西方社会的危机归结于经济全球化。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和判断。
在笔者看来，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释的市场的驱动力和重商的理念与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市场经济思想及其市场观念意识的相似之处。范蠡懂得如何变通思维，将创造性思维和产品、品牌属性有机结合。通过创意性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让消费者主动接受，而非企业生硬地去传递和灌输。范蠡的市场经济理念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要正确理解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亚当•斯密的大作《道德论》是必读作品。然而王阳明在先于斯密提出《道德论》的200年前的15世纪在“致良知”的学说中对于道德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天理。通过致良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世界上的一切皆得其天理矣。
创新之父熊彼特
熊彼特在提出斯密悖论后于矛盾中破天荒提出“创新理念”。约塞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美籍奥国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熊彼特在提出斯密悖论后于矛盾中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以此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世界经济学界。他的一生都游走在极端和矛盾之中，耀眼胜利和凄惨的失败纵横交错，他曾是奥地利最年轻的财务部长，却在赴任很短时间内就引咎离职。他所管理的私营银行享誉维也纳，却在首次世界大战的暴风暴雨下倒闭；他年纪轻轻就享有盛名，然而终其一生，却因主张自由主义资本经济制度，与凯恩斯理论相互对立，他都没有逃出凯恩斯的暗影。剧烈的爱与深刻的痛，成就了其“经济财富保护神”的盛名。管理大师德鲁克称他具备“永垂不朽的大智慧”。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特•德鲁克
德鲁克于1973年首次提出的社会创新理念。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研究领域一大重要的综合性理论，熊彼特建立的创新理论，更确切的说技术创新以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方面的独特功能促进了人类的科技进步，特别是西方社会的科技发达。技术创新吸引了包括西方经济学、科学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的极大关注，成为了推动西方经济学发展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力量。熊彼特对创新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确定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与内生作用，形成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为创新理论的经济学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创新不能仅仅局限在技术创新领域，创新是开放的、包容的、多样化的，它涉及所有的领域。这也是彼得德鲁克所推崇的。彼得德鲁克一贯强调，没有科技含量的社会创新或市场创新比起科技创新，不但更容易发现机会，而且工作周期更短、效益更大；而基于新知识，尤其是高科技方面的创新，时间跨度大、风险高、成功几率小。他还强调，创新是有目的性的，可以通过某种训练加以实践，并将它完全掌握后，创新才会有效。
彼特•德鲁克于1973年首次提出的社会创新理念。他从美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中，从企业创新与创业的实践中发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方式——社会创新，并对社会创新的内涵、特点、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阐述。社会创新可以看作政府社会创新、企业社会创新和公益社会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社会创新是指由政府公共政策和施政措施所主导和引领的社会创新。社会创新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创新主要是指公民社会创新或者说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等社会行动者在社会领域的各种创新活动。广义的社会创新包括政府创新、社会创新、企业社会创新和公民社会创新等。这是继熊彼特提出创新学说后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的里程碑。与西方的技术创新引领世界潮流不相称的是：西方社会创新严重滞后，这与中国有效的社会创新、政府创新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由于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高度重视，社会创新和政策创新层出不穷，创新型政策引领的政府创新成为社会创新的重要形式。社会创新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机制，已然成为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热门概念。随着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启动，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亦为国人所注意。社会创新可以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逐渐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旋律。社会部门把社会企业家的发现、社会创新家精神的传播和社会企业的建立作为重点推动。
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的5年规划催生了无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项目，比如中国的高铁项目就是在国家社会创新战略驱使下的卓有成效的技术创新项目。毫无疑问，通过观察、总结和研究这些社会、体制、政策、政府创新，可以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创新的基本走向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全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的元素对其他文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许多文化背景的人，包括西方与非西方的，都将“现代化”与“全球化”，“西化”等量齐观，当然也有许多非西方人士，反对将采纳西方理念与价值观作为所有社会的必然。还有一些非西方世界的人士，他们将科技进步跟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相联系。由于西方价值观与他们当地社会的价值理念大相径庭，以此作为理由，来反对社会的“现代化”。无可争议的是，组成所谓近代“现代化”和“环球化”概念的技术、创新和社会模式中的大部分因素都起源于西方世界，而后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这些无疑构成了西方社会的话语权。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五月花于1620年驶向北美，二者间距300多年，表面上看似关联不大，实质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对于五月花于1620年驶向北美洲后美国崛起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管理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和创新学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故事和经典案例佐证了矛盾与创新的密不可分——拥抱矛盾激励创新。但作者提出这一论点的基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拥抱矛盾激励创新”。可是读者在研读西方哲学的经典后不难看出，东西方古典哲学与创新关系密不可分的一致性。这些故事和经典案例是美国崛起的软实力，美国崛起的价值体系，也是西方的话语权。梳理这些名著、故事和经典案例，重温这些故事、理念对于构建中国崛起的软实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至关重要。
亚当•斯密这“两只无形的手”无疑推动世界进步，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达200多年。它引领西方的经济持续发展达200多年。然而，2008年后，西方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大的动荡和危机。难道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过时了？约塞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失灵了？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0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在回答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秘籍时，曾提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论》，而且在他旅行的时候还带着《道德论》一书。他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比喻为“市场驱动力”，而把政府的铁腕反腐和惩治市场不法行为称为“道德”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作用。看来，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没有过时。它在遥远的东方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施展其无穷的魅力，但却在经济发达的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在它诞生的故土却在失灵。
真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为什么在自由贸易主义诞生的故乡出现反对自由贸易？
为什么在全球化诞生的故乡掀起反对全球化的浪潮？
为什么中国变成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旗手？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西方缺乏中国的社会创新、政府创新、企业社会创新和公民社会创新——中国和式创新。有学者认为，就社会和政府创新而论，西方与中国拥有近40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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