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对话交流环节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谈及中兴通讯时，李稻葵表示，在这件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创造了一个纪录，“我称之为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的纪录。”他表示，以往很多跨国公司违背了美国的相关条例，都是罚款，有很多例子，比如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漏油，大众汽车排气门造假等，都是罚款，几十亿的罚。“这一次不一样，这次不光是罚款，而是不许买东西，这是恐怖主义行为，等于要把一个跨国公司掐死，不许做生意了。”
现在任何一个公司，比如苹果公司，不允许它再从中国采购的话，苹果公司肯定玩不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美贸易这一次确实是创了纪录了，让大家大开眼界，原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可以干这种事情，下一步是什么呢？大家心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注意，我反复强调，我指的是美国特朗普总统，我没有针对美国其他的部门，我更没有针对美国的企业界和学术界，我的目标是很精准的。”
关于中美贸易争端，李稻葵表示，其实远远不局限于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体，对全球的整个经济形势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中美贸易出现一点点信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金融市场马上就会巨幅波动。
中美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我们用的手机，虽然苹果几乎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但是他的很多零部件来自于韩国、日本、美国、欧洲地区，设计又是来自于美国，所以如果一旦手机征收任何美国进口关税的话，整个供应链，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
李稻葵表示，实体经济经过了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年的调整，对金融的依赖程度，以及与金融的融合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依赖于金融和金融界各种各样的介入。
当今，大量企业的创办是要靠金融界大规模资金的介入。例如，共享单车、电动汽车等。今天，经济发展对于金融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20年前。在李稻葵做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年前，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间，60%以上不是靠金融界，是靠企业的自留利来完成的，今天这个情况大不相同了。
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型城镇化，比如说特色小镇。有些企业家经过可行性研究，发现某个地方可以办一个特色产业，五年之内应该能够做成。并且五年之内就能够办到欧洲上百年的逐步发展出来的特色，靠的就是金融！这么短期之内要造特色小镇，肯定有风险，但是总体上讲，只要把握得对，是有巨大的社会回报的，甚至于是商业回报的。
近五年，中国大量的企业已经走向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跟着是金融。比如说埃塞俄比亚，有大量中国的工业园区，有大量中国的新城造出来了，靠的是金融。
中国这一轮的对外开放，又是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跟金融的融合程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高。
过去的开放是引进外资，过去的开放是去搞贸易，那个是别人带钱进来，今天是我们带钱出去搞“一带一路”。再比如4月11号，在博鳌论坛上向全世界宣布，金融业要大规模的开放，保险、银行业要进一步开放，这也是一个金融街发展新的契机。因为经过入世以来17年竞争的洗礼，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坦率地讲，比十七八年前高了很多，已经到了一个完全可以开放，也应该开放的发展阶段。这一轮的开放跟金融业的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开放是引领下一阶段经济开放浪潮的。
李稻葵认为，金融行业，尤其是北京市金融街有两大发展机遇。第一，金融监管部门到了新的发展的历史阶段，必须跟得上这一轮金融的发展。坦率地讲，金融的发展我们已经超过了监管的能力，监管本身就是一个行业，现在金融监管的能力跟不上，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速度。第二个科技跟金融高度配合。北京是科技中心，国家定位也是政府服务的中心，监管跟科技一融合，就应该产生金融科技以及相关监管的产业。这也是金融街发展的重大机。
李稻葵指出，金融监管部门到了新的发展的历史阶段，必须跟得上这一轮金融的发展。“坦率地讲，我认为现在金融监管的能力跟不上，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速度。”李稻葵说。
金融监管还应该发展，不仅依赖“一行两会”，更重要是发展一大批同业的、自律的协会，让其在金融街能够落地，去跟监管部门沟通、配合，甚至提醒监管部门如何发展。另外，监管与科技融合可以产生金融科技及相关监管的产业。
“中国现在的杠杆率，以GDP作分母，在260左右，个人认为本质上不算高，但是问题在于质量，我们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大概占GDP的7%。”
“中国杠杆率比日本低多了，跟美国差不多。但是我们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三倍，我们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且我们实体经济在发展，中国实体经济如此依赖金融，所以说杠杆率并不高。”
中国金融问题在于质量，我们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大概占GDP的7%。我们的监管重点应该是化解这些不良资产，而不是简单的节食。“现在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减肥，是不吃饭，不许贷款，限制贷款，限制信托，限制理财。”
金融街应大力发展一大批同业、自律协会，让他们去跟监管部门去沟通，去配合，去告诉监管部门该怎么发展。
谈楼市：不能简单认为人才引进就是给房地产调控开口子
“人才争夺战是好事，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中国城镇化什么时候才能算真正起来了呢？我认为就是各个地方政府不去招商引资了，而是去抢人才了，这个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
房地产调控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房价还在上涨因此比较吃紧，有的地方房价不怎么涨了，房地产调控不能一刀切，因此不能认为人才引进就是给调控开口子，这其实是两码事。
今年可能是棚改的一个转折年，“未来的若干年，我相信棚改的力度和紧迫性将不如前几年。因为整个宏观经济在企稳向好，棚户区改造可能适当放缓。”
在李稻葵看来，棚改可能会被另一件事代替：政府和各种机构联合开发的、只租不售的长租房。他认为，长租房市场前景广阔，十九大报告定调“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所以长租房成了房地产调控的一个主要抓手，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方针。
“我们是有拨备金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有钱不愿意动，不愿意触碰到复杂案件里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动就有麻烦，历史问题容易被揭露出来。”李稻葵强调，他认为当下金融监管的重点不是“节衣缩食”不贷款，而是抓住一两个案例好好重组。
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现在的杠杆率比日本低，跟美国差不多，但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三倍，杠杆率本质上不算高。问题在于质量，中国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大概占GDP的7%。中国的监管重点应该是化解这些不良资产，而不是简单的“节食”：不许贷款、限制贷款、限制信托、限制理财，应该想方设法抓几个案例，用已有的金融拨备去化解不良资产。
针对此次违约潮中主体多为民企的现象，李稻葵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民企的资金一定要投向其承诺的资金用途上去，这是坚决不能动摇的；第二，民企要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同时还要加强与投资人的沟通。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导致的不良资产，李稻葵强调，“地方债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公共财政的问题，不要把公共财政问题跟金融问题混为一谈”。中国的行政体制与美国不同，地方政府的融资本质上应转为地方债务，由国家维护地方信用。
（编辑：久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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