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绝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21世纪，美国和中国系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分属两个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社会制度。根据大国崛起的理论和亨延顿《文明冲突论》的思想，中美在处理一系列国际事务中面临着挑战。在西方，亨延顿《文明冲突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认可度，亨延顿的追随者认为，美国和中国必有一战。这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和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何用中国和式创新理论阐释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向世界昭示中国的崛起非同于传统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根植于华夏文明和中国“和”文化，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理念，而非枪炮和坚船利剑，破解“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的历史魔咒，力避修昔底德陷阱。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纠结

 

　　2009—2012年之间我在英国索尔福德大学承担由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提供资助基金的英国首相第二期项目（PrimeMinisterInitiativeTwoPMI2）。这个项目有两个子项，一个是英中合作（UK-ChinaConnect），一个是英美合作（UK-USConnect）。这个项目的宗旨是在全球高等教育机构中促进创新和创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全球化公民意识，培养全球化负责任的领导力和人才。在美国我拥有6个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史丹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施隆管理学院和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我有幸在这些学校举办讲座并就中国创新和创新战略发表演讲。2012—2014年上半年我有幸在宾州大学伊利校区工作，给MBA学生讲授战略管理。在这期间，除了更多接触学校的学术科研人员和学生外，我还接触政界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课上、课下、校内、校外，我听到了有关中国创新和中国崛起的各种各样的议论、疑虑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有关中国创新和创新战略的。中国是创新大国？还是山寨大国？中国是技术引领着？还是追随者？中国创新战略如何？技术战略如何？中国有否拥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实施如何？

 

　　第二类是有关中国崛起的。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在中国国内这是一个大好消息，中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但在西方的反馈就不一样了。奥巴马曾指出，尽管许多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总统有能力对抗和制衡中国，但是，“我很明确地表示，我们更应该惧怕一个衰落的、受威胁的中国，而非一个崛起的中国”。“在传统大国关系中，我相信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将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正确行动，中国也坚持和平发展，那么美国就会有一个持续发展的伙伴，与我们一起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重担和责任。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如果中国感到不知所措而无法承担起构建国际秩序的责任，如果中国仅仅着眼于地区局势和影响力，那么我们将不仅要考虑未来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应知道，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讲，他们只知道美国的霸主地位，不知道一个国家衰败的味道。自“五月花号”1620年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驶向北美洲开始，美国便悄悄地开启了崛起的步伐。在现在看来，当年的日不落大英帝国对于美国的崛起是表示支持和欢迎的。笔者认为，原因就是美国和英国拥有相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分享相同的历史。正是因为大英帝国并没有遏制美国的崛起，因此美国的崛起之路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美国在其三百多年的经济发展的道路没有遭遇过起伏兴衰和没落的感受。曾几何时，奥巴马刚刚出任总统时还满怀信心地指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为美国的第一号超级大国的地位感到自豪，美国不能接受美国第二的地位。然而，2012年2月奥巴马接受时代杂志专访谈及中国时指出，“中国已经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或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就会变成最大的经济体，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公开承认和相信中国终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事实上，正如奥巴马所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下一步的打算如何？历史上大国崛起大多通过战争掠夺资源，中国如何崛起？中国崛起靠什么？中国反复强调的和平崛起是否属于孙武式的战略？

 

　　中美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中美分别附于不同的文明。崛起的中国一定要挑战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吗？中美可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在美国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曾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但现在看来，当时的回答是不完善的、支离破碎的，既缺乏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上的依据，在学术上的研究和战略上的依据也须更加完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深刻地思考这些问题，思考一个完整的答案，中国崛起的理论和软实力，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中国崛起的价值体系和话语权。向世界说明中国，讲好、讲完善中国故事，构建叙事能力，为中国有效、有力的发声。

 

　　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关于大国崛起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War）》——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讲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守成大国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引发冲突，以战争告终，两败俱伤。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和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冲突和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同归于尽。

 

　　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中都有涉及大国崛起的理论。在环球治理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超级政府的存在，管理整个世界，有效的环球治理。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信任常常出现赤字，互相惧怕，安全成为首要目标。纽约城市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翰暫兆热衔繁Ｗ陨戆踩冶黄壬闳「嗟娜Γ苊馐艿剿Φ某寤鳌Ｔ谝桓龀渎赫奈拚逑抵校挥腥魏喂腋械骄缘陌踩Ｈ侵鸬亩裥匝纺岩员苊狻Ｎ鞣焦使叵道砺巯质抵饕逖芍幸恍┤颂岢觯桓鲂滦舜蠊尼绕穑厝换嵊跋焐踔链蚱葡钟械墓柿α烤猓佣贾鹿示质撇晃榷ǎ⒊逋唬踔琳秸Ｎ鞣叫伦杂芍饕逖扇衔酉质抵饕宄龇⒉荒茇韫酥泄绕鸬南质担Ω媒推结绕鸬闹泄扇胍悦拦鞯嫉墓侍逑怠＝ü怪饕逖扇衔桓鲠绕鸬拇蠊残枰肫渌医⒒娜贤叵岛臀噬缁崴邮堋？吹贸隼矗鞣缴缁岫杂谥泄烤⑨绕鸬南质凳侨绾蔚木澜幔课匏蚀印?

 

　　没有终结的“历史终结论”

 

　　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弗朗西斯暩Ｉ较壬谇八樟?991年解体后发表了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这部著作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际事务期刊《国家利益（TheNationalInterest）》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EndofHistory)》扩充而成。福山在书中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一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福山在其书中还提出“共产主义失败论”。根据福山的观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今天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和“共产主义失败论”均偏颇。1978年以来，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历史不但没有以他想象的结论终结，而且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如前所述，福山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多年后福山推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书中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他近期的研究及其观点做了大幅度的调整。福山2012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指出，国家、法治和责任政府是三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福山指出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秩序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面临着权力滥用等危险，需要加强法治和责任政府的建设；而美国则需要增强其国家能力。在回答听众提问时，福山教授指出，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福山在2014年《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上撰文，历史没有终结，而民主政治的标杆美国正在承受社会政治衰败之苦。他把西方民主的衰退概括为：一是美国政治正发生两极化倾向。有研究显示，在一些美国家长看来，对于儿女结婚对象的宗教或族裔并不重要，他们更在意对方是否属于不同党派。二是有太多利益集团为自己利益大把砸钱游说。三是在制度层面美国的权利制衡体系太复杂，拥有否决权的人太多，形成“否决政治”。特朗普当选后，福山先生在英国《金融时报(TheFinancialTimes)》网站2016年11月发表题为《美国对抗全世界？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USagainsttheworld?Trumpandthenewglobalorder)》的文章指出：特朗普在选举中意外击败希拉里，这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而言也是如此。2016年福山重申他以前的历史终结理论的结论要做出修正。他在法治、民主问责之外另加第三变量——国家治理能力，他认为很多国家在这三项中前两项得分高，但是第三项得分很低，造成社会混乱，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中国和式创新促使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治理的成功经验和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他提出的第三变量提供了经典案例。

 

　　“文明冲突论”是一种伪命题

 

　　作为对与其前学生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回应，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暫嗤⒍僭?993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Affairs）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一文，并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竞说争鸣。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一书，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同的是，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指出，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事务的主要因素将是“文明的冲突”。

 

　　有评论家指出亨廷顿将华夏文明，包括儒家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声言中华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这显然是亨廷顿对于东西方文明研究的局限性和对中国文化、中国“和”文化、中国儒家“和为贵”理念的熟视无睹。他对于中华文明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的，中华文明是在华夏族的先民们面对黄河两岸的大自然的挑战和应战中诞生的，但它更多的是接受大自然的挑战，更多的是挑战大自然，应战大自然，而非挑战别的人类文明。

 

　　孔根红教授在其《看清前方的路：国际政治与中国战略》一书中评论“文明冲突论”时指出，要指出亨延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失误似不难。亨延顿是国际政治理论专家，是颇具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但他不是热门类学家，不是文化学家，更不是文化史学家。一个不研究“文明”的人闯进“文明”的领域有些勉强。第一，亨延顿笔下文明的概念极为模糊、混乱。文化与文明的界线不清。实际上文明与文化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一般说来，文明的范围大于文化，如西方文明大于美国文化。第二，亨延顿将不同文明的冲突推到极致，忽视了文明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不同文明并非是人类冲突的根源，相反，它是世界融合的起点与归突。第三，亨延顿将文明国际政治化，进而将文明专制化权利化，其“文明冲突论”是冷战思维的继续。

 

　　中国和平崛起绝不跌入

 

　　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践行和式创新，快速发展，强劲崛起，和平崛起的伟大实践正在力避“修昔底德陷阱”，破解崛起大国必将挑战守成大国的魔咒。习近平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然而，中国的崛起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模式。中国和式创新促使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近40年持续、稳固、高速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在于试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和战略误判。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是和平、可亲和文明之狮。中华文明的和平与和睦理念决定了中国崛起与以往大国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以往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无一例外地是建立在征服其他弱小国家的基础上。然而，中国践行和式创新改写大国崛起定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将终结传统上大国崛起的模式，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和谐共生的共同发展环境。

 

　　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立足于西方去观察世界问题，从学术上来讲这不是问题。但问题上他们都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去看世界问题。未能从战略角度，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观察世界问题。毫无疑问，结论是偏颇的，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和谐包容是中华文明的特性。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美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增强互信。中国通过和式创新，强劲崛起，而美国也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就象基辛格博士指出的，“美国人不需要完全同意中国方面的分析，凭借常理也能理解，告诉一个千年古国要‘长大’并且‘负责任’是多么棘手和没有必要。”尽管中美之间会有不同形式的摩擦，但根据中国和式创新理论，中国已经和平崛起，“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只能是一种假设。中华文明和谐包容的理念也会使“文明冲突论”看起来不合时宜。

 

　　我的这些论断都是基于我的中国和式创新理论。这一理论是对中国近40年伟大变革现实的理论升华、总结、抽象和简约。学术研究与理论推理会排除一些干扰因素，我必须承认预测或解释肯定会与现实是有差别的。然而，我坚信好的理论能够有8５％的概率，中国践行和式创新改写大国崛起理论，中国和平崛起力避修昔底德陷阱。在过去的40年，中国已经强劲和平崛起，在未来的40年中国不需要而且也没有必要挑战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不会像英国欢迎美国崛起那样，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美国也不会象1898年那样象对待西班牙那样一定开战。“中国会避免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行为，挑战美国这样一个更加强大的、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毁掉中国的‘和平崛起’。”“美中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崛起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美中之间的相互战略猜疑明显存在，迫切需要加以解决。两国是否会走出1号和2号“对手恶性循环”的黑箱，营造和平竞争，而不是悲剧对抗的新时代的问题已经成为对两国的一个重大考验。”而中国践行和式创新引领和平崛起无疑就是营造和平竞争与和平环境。中美将运用智慧恪守双双的底线而不踩红线。中美不会开战，不会跌入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