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治理条件下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推进，协商民主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源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并充分体现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态势。协商民主是“政治治理的手段，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过程，更是一种民主化的、科学化的决策过程”。协商治理过程中，政党和社会在互动中协商、协商中互动，实现社会的良善有序和人民美好生活，这也是巩固基层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在协商治理条件下，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全面加强社会建设，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来更好地巩固和实现党的领导，使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相统合。基层协商治理的视角给政党和社会的互动发展带来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协商治理促进基层党建转型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运用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协商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基于社会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发展，协商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必由之路，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有效手段。从统治到管理、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协商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进步也反映了基层官员从“父母官”到“勤务员”角色身份认同的转变。目前的现状看来，基层当政者接受协商民主的治理手段已经成为基本共识，然而是否从心理上降低了父母官的姿态、习惯运用了协商思维呢？恐怕并没有这么乐观。管理者居高临下的“俯视本能”是协商治理的天敌，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戒除俯视的姿态，那么协商治理在基层就无法真正落地生根。如何让基层当政者主动接纳协商治理方式，主动优化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最重要的是解决主动转型与被动让利之间的认知焦虑。如果基层党员干部是政治自觉者，敏锐地认识到民众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主动转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如果基层党员干部政治懈怠，那么群众的意见和怨念不断累积，基层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直至产生严重的社会张力。可见，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是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操盘手”，直接决定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否得到有效改进。协商民主通过扁平化的协商治理方式，有效实现党在基层社会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协商治理，为实现人民利益这一终极目标，有不同的方向选择。如果用行政命令进行强力治理，依赖强人政治、超人政治，依赖当政者的良心和能力，群众没有主动权，没有话语权，容易导致高风险失序社会。协商民主正是弥补了刚性决策机制的不足，通过柔性和弹性的协商方式照顾多元利益群体诉求，赋予每个社会成员以合适的机会表达民主诉求，这种参与的资格与协商本身一样有意义。协商民主在柔性协商中避免刚性的冲突，促进社会的团结精神。刚柔并济的新型治理手段，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通过群策群力，激发群众的自治能力，搭建平台协商对话解决问题，形成低风险可控社会。协商民主是一个动态的引入机制，将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是一次生动的政治实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社会治理改革。

 

　　在协商治理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社会建设的作用？这是基层协商治理的动力问题。传统社会管理理念中，基层党组织扮演“一肩挑”的角色，承担无限责任，权力大、责任大、风险大。引入协商机制的社会治理，让基层党组织扮演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把利益相关方整合起来，制定规则，跟踪效果，落实督办。协商不是失权，恰恰相反，在协商中解放了党组织的手脚，变被动为主动，提前协商，减轻无限责任，减少决策失误，得到群众支持和理解，提升公权力的合法性。基层党组织把握方向，协商治理充满源源不断的驱动力，用制度和规范治理社会，避免了人走政息的一阵风局面。

 

　　社会多元治理的格局下，实现良性治理的根本途径是动员提升群众的自治能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发挥程度如何，在于群众自身的自治能力高低。如果基层党组织把很多本属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权利硬揽下来包办代办，群众的自治能力就无法得到有效训练。协商民主机制是还权于民，使公权力回归到治理的平台上，与群众平等对话。执政党的社会治理转型，就是带领群众从他治走向自治的过程。协商民主平台给草根群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舞台，避免无序激进的参与形式，提高微观善治的民主程度。

 

　　转型的过程要把握节奏，太快容易翻车，太慢容易停滞和倒退。在政党与社会之间，有一个控制节奏的阀门，那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通过组织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来孵化公民的议事协商能力，在政党与公民之间充当缓冲地带。

 

　　习近平总书记谈治国理政之道，始终强调一点，那就是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利益是我们做好基层工作始终围绕的圆心，万变不离其宗。十九大报告中集中体现习总书记的“人民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摆在突出位置，号召全党同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党中央将人民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受感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必将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将人民的小事放在心头上，以解决人民需要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大业”。坚持好这个原则，也就维持了身体的重心。虽说船大难掉头，但人心稳了，重心一定稳。把握好群众利益至上，是做好基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这一点，执政党才能始终不被风险所惧、不被干扰所惑，勇于担当、永立潮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号召“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在新时代的根本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持续关注民生，要求“加快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这是党矢志不渝的执政方向。发展的目的就是增进民生福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在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党和政府为群众办的每件小事的行动中。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关键在基层。协商治理就是围绕群众的切身利益，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或者久拖未决的实际问题集中起来，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形式，让职能机构的“公权力”和利益相关的“私权利”之间进行正面沟通，协调多方的力量共同解决，提供有效反馈。

 

　　温岭的民主恳谈模式是较早的民生利益协商机制，最初集中解决群众的碎片化需求。渔民修补渔网能不能申请政府补贴，这样的小事都要拿到乡镇的民主恳谈会上来解决。只要群众有需求，党委政府就要有回应。成都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建立三级联动，市委组织协商统筹村、乡、市三级资源，确保群众反映的困难问题能够上报到有关职能部门得到解决。新疆通过协商对话机制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困难，从居住问题到养老、医疗、教育，构建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流入真正变为“融入”。基层地方治理中，不论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阶段如何，围绕群众核心关切这个目标始终不变，从人民利益出发，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同。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人民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增加了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于是，社会生活中，人民对于公平、正义、安全、尊严、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公权力提供社会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是基本标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更高要求。其中，人民当家作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更是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基层群众中的运用做出过非常具体的解释：“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这样的“商量思维”是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良方解药。

 

　　主体建设：强化党组织，优化社会组织

 

　　党组织是基层社会工作的战斗堡垒，在协商治理过程中应不断强化党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责任。社会组织作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承担了许多介于公权力和群众利益之间的组织协调功能，发挥政党和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在基层协商治理中，党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开展基层协商活动的主体，基层党组织领导协商事务，社会组织撬动社会力量开展充分协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的全面建设。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提升组织力的要求，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的现实问题；突出政治功能的要求，针对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边缘化，甚至沦为普通社会组织进行一般性的公共服务，政治功能严重缺位的现实问题。如何从问题意识出发，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准定位、搭建平台、利用载体。

 

　　党的领导始终是协商民主有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否则，协商就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议和对立，或者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借公众权益之名实现私利的借口和工具。”党委领导是协商民主建设的政治前提，在基层党组织直抓直管的前提下，由职能部门具体抓延伸、抓落实。党委职能部门指导下由各村、社区的基层党组织搭建协商平台，既能充分实现真协商的效果，又能借助协商治理的载体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实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利双赢。

 

　　首先，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协商治理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政治把握能力，提升政治功能。政治把握能力是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可靠前提。党的领导能在重大事件面前具有高度的政治定力和判断力，能够紧紧围绕利益群体的矛盾聚焦，且及时上报党委政府指示，能够灵活疏通政府决策部门与群众利益，及时把握民情了解民意，将事件的协商和发展掌握在可控的范围内。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政治功能通过协商治理的平台得以强化和落实。

 

　　其次，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提升组织力。党组织应当自觉将处理群众问题的经验运用到基层民主协商当中，最大范围内团结可以团结的基层群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涌现出各种异质化的社会因素，执政党需要在社会异化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利益。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调动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后，基层党组织领导协商治理的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协商议事传统和方法，实现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作用。协商民主强调理性协商，求同存异，接受与倾听不同意见，并进行妥协，最终达成共识。

 

　　十九大报告在社会治理领域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8]社会组织是党领导下开展协商治理的新兴主体，有效衔接了基层党组织、政府、公民之间的真空地带，通过社会和市场的作用为公权力提供更多的弹性资源。大力发展和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协商治理，是现代治理理念下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重要方式。

 

　　当前，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的案例众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也为社区治理带来便利。

 

　　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较小，社会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基于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完善，一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基层党组织应当因势利导，积极利用社会组织的有效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市场和社会的创新能力，为社会治理服务。基层党组织不必忌惮社会组织的力量，而是应当通过社会组织来撬动广大的社会力量，将社会组织纳入协商治理的大格局中来，作为多元协商的其中“一元”进行建设和引导，使社会组织释放更大的治理效能。妥善处理好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互助合作关系，形成公众和政府之间巨大的缓冲带，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