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实际与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同时具备时代属性、社会主义属性与中国属性。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符合世界发展实际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与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历史的把握、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未来发展的探索达到新境界新高度的显著标志。
初级阶段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从三个维度给出了今日中国的历史方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五千年历史与文明的国家。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勾画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论断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从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方面考察，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生产力落后，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时代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放弃改革开放前“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实事求是地将自身界定为发展中国家，把现代化确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诞生的重要标志。在50年代后期至1978年以前，由于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错误判断，当时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断然否决。由于有了对发展阶段的科学研判，党从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改变了这种看法，一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始终把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立足于这一重大判断，习近平同志科学地规划了实现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当代中国发展确定了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起点。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总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克服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理想追求，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与压迫，致力于将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逐步发展为消除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这一崇高理想和深刻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与实践遵循，在马克思主义光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大地，是中国人民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根据本国实际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方面做出的自主选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蕴含了对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充分尊重。“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必须符合本国实际。不同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决定了适合一国的制度和价值不一定同样适合世界其他国家，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所强调的那样：“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命运的根本改变者。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推动自身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以自身的经验和发展为世界的繁荣发展提供借鉴、启迪和帮助，但不可以诱导或强迫别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道路选择和理想信念强加于人。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不同，也与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有着重大区别。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作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当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甚至为争夺世界霸权和扩大势力范围，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留下深刻历史教训。
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当今世界发展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开辟了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彻底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共同发展展现出光明前景。”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和变革，国际社会从原来的“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的相互对立与对抗的关系开始转变为主要以制度规则协调相互利益的和平与合作关系。在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的历史背景下，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准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深刻揭示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将合作共赢视为不同国家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相互摒弃对立、对抗因素，扩大共同利益，拓展合作空间，共同致力于建设更具有超越性、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为人类社会把握、描述和解释发展变化中的世界图景提供了新视角新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以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为前提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努力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不断扩大与加深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对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贡献越来越大。
新型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情况下，每一种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只要是一国人民根据自己发展实际做出的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珍视自己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时代潮流的必然要求。正像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5月指出的那样：“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用中国的模式。”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和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的外交战略，这种大国关系框架包括中美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是习近平同志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伟大创新。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正视当今世界发展现实，客观地承认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真正达到和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水平，把发展确定为优先方向，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否定。社会主义的特点与优势充分发挥与证明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对此，邓小平同志生前就有深远预见：“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习近平同志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和信心：“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中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同志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和两极分化也给国际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习近平同志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直面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主张国际社会应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强化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为新形势下全球化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欢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改变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发展不平衡状态。“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主张全球化应是引导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的过程，认为只有多种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同时并存，相互映照，相互借鉴，利益交融，优势互补，全球化才能成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将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复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的过程。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根据不同的实际实现多样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形成多个发展中心，可明显改变以往经济发展天平只向西方世界倾斜的状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国际社会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创造世界各国能够分享的发展机会，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让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增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可从根本上改变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不利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倡各个国家通过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把本国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给自己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习近平同志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仅可强劲地带动相关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能给许多发达国家提供新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其本身具有的在世界范围内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以发挥。
习近平同志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中国人民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伟大飞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巨大鼓舞与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中国身上看到希望与未来，从而坚定了发展的信念与信心。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参考与借鉴的榜样。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以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为责任与使命，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理想追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与本质的追求。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那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人类解放的内在逻辑，代表世界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进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彰显真理力量、道义力量的过程，是一个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变为美好现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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