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贵”一词最初出现在《论语•学而》，其完整的文本是：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的“礼”是指古代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这里的“和”是指“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为中庸、中和、调和、各得其所之意。礼作为一种广义的交往形式的规范，其原则首先表现为“和”。所谓“和”，从消极的方面看，主要是化解主体间的紧张与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和则指通过彼此的理解与沟通，达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可见，孔子所崇尚的人生意境是在矛盾中谋求调和与融通，一种和谐与包容的意境，一种世界大同的意境，一种美的意境。
就和谐社会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问题，邓小平在1989年10月强调指出，“稳定压到一切。”而稳定包含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稳定、社会稳定、“一国两制”战略和创新思维稳定了国际环境。“在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中，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是政治稳定的可靠保障，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政治稳定是既相联系又有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从价值观的视角看，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有三个切入点。立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关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全球“家园意识”和“命运共同体”的新观念。
拿破仑曾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习近平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读懂了“和”文化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流淌的血脉，就感受到了走向世界的中国那种无法改变的“和”的气度与内质以及中国的“和”实力。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当年，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文中还列举了其他例子来说明逐客的敝处，来劝说秦王。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我想籍这个典故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理论上来讲，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类似的场景和人类的思想和理念应会重复出现。2016年是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创造历史，它标志着后西方时代的来临。尽管2008年华尔街引爆的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复苏乏力，然而，“全球化”一词仍是西方政治家口中的热词、高频词。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时过境迁，角色转换。进入2017年，国际政治局势剧变。美国在全球化中“撤退”，并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当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一时间发表英文演说，“让地球再次伟大”。马克龙认为，特朗普的决定只会伤害美国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并批评特朗普“对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地球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对于美欧之间的裂痕，德国总理默克尔直言，“不能再完全依靠美国，欧洲必须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没有必要掩饰与美国之间的分歧。由于特朗普执意退出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专注“退群”，“修墙”和“美国第一”，而与此象对应的是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执着”，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今天人们热衷的话题是，是否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从美欧变为中美欧。英国的脱欧与反脱欧在进入激烈的僵持阶段后，美国的弹劾特朗普与反弹劾特朗普也进入拉锯战。可想而知，在如此政治生态下，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第二，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正在成为主导者。习近平在2017年初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从哲学上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为事物存在优点就把它看得完美无缺是不全面的，因为事物存在缺点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全面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反全球化浪潮逆流涌动之际，中国坚持全方位开放的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有机会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希望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同时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国际秩序的合理变革。
第三，今日世界，前途未卜。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去向何处？此时中国，滚石上山。拥抱矛盾，爬坡过坎。与世俱进，风光无限。求同存异，登高望远。 古老的东方大国，何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时代的潮头浪尖？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战略资源，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也可资借鉴。
然而，中国严谨的政治哲学体系乃中华文明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保护得以生生不息，延绵千年，饱受挫折而又浴火重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和道家的政治哲学长期稳定了中国的国泰民安，引领了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由于中国哲学家的特质和双重身份，他们创建的哲学和哲学理念也与众不同。中国古典哲学具有明显的超越意识。超越性至关重要，只有超越性才能引发创新。从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到“仇必和而解”，不难看出中国古典哲学的超越意识。既然拥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战略目标，就必然拥有“仇必和而解”博大胸怀和创新理念。“仇必和而解”创新理念引领中国和式创新。理学家普遍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统到孟子之后就中断了，所以要努力恢复。事实上张载进一步传承儒家学说，但是张载没有模仿照搬前人，而是进一步将儒学发扬光大创新。这是张载的过人之处，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
超越性至关重要，只有超越性才能在轴心世纪完成向高级文明的转化。只有创新，才能改变世界，引领世界潮流，引领未来。
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及其意义
中国和平崛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发展的和平观是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发展的和平观尊重文明多样的多样性。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众多宗教，世界文明丰富多彩，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宝藏。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能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以自身文明的普世性消灭其他文明的个性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包容互鉴、相互欣赏、彼此尊重、取长补短、和谐共存，各得其所，文明才能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简单概括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八个字，这八个字与中国和式创新的精髓一脉相承，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具体包含三个重要理念。
第一，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的和平观。发展的和平观坚持发展与和平的有机统一。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企盼，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条件，谁也离不开谁。和平是发展的根本前提，发展是维系和平的根本保障。历史昭示，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什么也干不成。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是导致世界不稳定和冲突的重要根源。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利益于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二，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的合作观。发展的合作观坚持以合作促发展。冷战终结，打破了过去两个平行市场的障碍，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生产要素优化重组，产业转移加速推进，世界各国与全球市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为世界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各国加强合作，以合作促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逻辑。
发展的合作观主张发展的包容性。世界上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发展道路、发展水平的国家同居一个星球，有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在发展方式上强求一致。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倡导建立一种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的合作关系，彼此相互包容、兼容并蓄、共生共容，尊重各国对各自发展道路的选择，找到最大公约数。中国坚持发展的包容性，愿意从其他国家发展中汲取更多智慧，也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中国欢迎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参与，大家都成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包容性还体现在同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上，它同各国发展战略优势互补，深度对接，从而能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
第三，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的共赢观。发展的共赢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今天的“世界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全球性时刻。经济全球化结束了世界经济由少数国家垄断的时代，给了70亿人走向共同发展的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了找到了战略支点。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唇齿相依、命运与共、荣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国际社会的行为体都是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时代呼唤我们观念的转变。“共赢”理念的提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适应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要求，反映了时代变革前进的方向。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搞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的做法，害人害己，不得人心。
发展的共赢观倡导各国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今世界，没有各国自身的发展，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就没有保障；同样，没有世界的普遍发展与繁荣，各国自身的发展也没有保障；任何国家都难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罔顾他国利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总之，各国在谋求本国发展中要惠及各国共同发展，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的长治久安。
地球村的村民需要和睦相处
今天“地球村”的概念已经成为现实，地球变小。有人认为，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几乎为零距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地球村中中国的13亿“村民”的一举一动备受世界的瞩目。在你贫穷的时候，人们不去在乎你。当你富裕了，你的一切将受到全世界的审视，全体地球村民的审视。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第一，必须树立新的国际政治观。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要抛弃一切陈规陋习，要求我们放弃冷战、热战旧思维，要求我们身体和脑袋要同时进入新时代。第二，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的每个行为体都是“利益攸关者”；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与威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然物外，独善其身，必须洞察“环球同此凉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只能引火烧身，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给自身及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第三，必须树立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今天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罔顾他国利益，国际社会应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思路，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树立共同利益观，要求我们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第四，必须要看到和平与发展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中国和平崛起的软实力不可忽视
20世纪80年代有新闻媒体问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中国的电视机已经出口到英国你担心吗？她说，“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玩具、计算机、电视机，而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中国是一个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中国崛起并不可怕。”撒切尔夫人一笑，进一步回答道，“等到中国的节目也输出到英国的时候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
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第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第四是生态环保问题。西方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今天的西方已经是自顾不暇。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中国模式，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中国和式创新根植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儒家和道家倡导的道德实践，儒家倡导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和道家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存亡继绝，延绵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不曾断绝的文明，这还得从思想文化的根源上找原因。在中华文明5000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语》、《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具有卓越智慧的开创之作和老子的《道德经》开创中国古典哲学的突破。中华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特色鲜明，资源丰厚，富有超越意识。儒家哲学和道家学说就像两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文明中独放异彩。显而易见，中国古典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中国古典哲学的超越意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仇必和而解”“拥抱矛盾”引发中国和式创新。
中国模式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方略
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经济近40年长期持续高速稳固发展，中国在不到4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世界上把这一现象称为中国的奇迹——“中国之谜”，亦有很多有识之士试图破解这个“中国之谜”。
我认为，中国40年的高速可持续性发展得益于中国强有力的政府，敢于决策和善于决策和执行力，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强劲崛起，中国真正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利用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与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从战略角度讲，这些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硬实力。鉴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硬实力和软实力同等重要。2017年初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发表年度报告，指出国际安全环境面临二战以来最脆弱的时刻，世界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西方主要国家由于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困扰，难于从国内事务抽身，无暇顾忌环球治理和环球化问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开始建构世界事务新框架。“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此时此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更趋成熟。毫无疑问，中国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将更进一步稳固可持续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模式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方略也必须与时俱进，求同存异，不仅要多参与国际事务，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还要做国际体系的贡献者、主导者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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