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就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的作者马丁•杰克斯曾指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邦，而非民族国家。中国文明国邦的身份具有太多深远的含义。首先，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就是团结，是通过中央集权和政治哲学体系对于中华文明的维护和传承。2000年前欧洲崩塌了，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了，并从此以后一直四分五裂。然而中国，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却走上与欧洲截然相反的道路，艰难地将这古老、庞大的文明体凝聚在一起。第二个显著的标志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采纳“和谐包容”理念处理香港回归的事实。拿香港回归与德国统一作比较很容易看出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在处理重大事件上的不同和独特之处，它也可以折射出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可以实施“一国两制”的治理理念，而德国就不行。1997年香港从英国回归中国后一直很顺利，香港的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保持着独立性。而德国的治理只能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实现。实质上就德国的统一而论，可以说东德被西德侵吞了，它变成了一个国家和一种政治体制。这是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而中国对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处理方法和治理模式是包容的、创新的、独特的。从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和式创新，共建、共享、共赢的战略模式。它可以称为一种文明，两种制度，多种政体，多元文化并存的模式。
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意识
习近平2014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同时他也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在治国理政的大战略、大格局、大框架中，习近平更是将传统文化精华作为重要思想源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由此看来，习近平实质上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作为独特的战略资源和治国理政之策。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同时，但他们更多地把华夏数千年的“文明”看作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包袱，这在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中国通过百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杰出成就，极大地丰富了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化和富强的国家，而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创新模式——中国和式创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使中国更能够克服今天西方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等弊病和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泡沫破裂引爆经济危及以来，中国与西方采取的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应对措施，因而获得不同的效果就是鲜明的一例和不争的事实。这无疑值得中国管理学界进行探索，形成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
尽管现代中国的确具有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它的独特文明根底、悠久历史和文明延续性，让其超越了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现代中国不仅是现代国际体系中一个主权国家，而且还代表了一个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互融合和相互鼎立的中华文明体，拥有着与其他两大文明在某些方面相互共通但又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礼法制度和文明理想。中国人常常提起的“中华文明”或者“华夏文明”，这些自我认同的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明教化的概念，一种文明的归属，而不是族群的归属。中国古代确实讲夷夏之辨，但更强调“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丝毫没有褊狭的种族意思，更没有强烈的排外情绪，看重的是道德教化和文明程度。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亦始有“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梁漱溟曾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
现代中国不同民族国家。现代中国之所以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于它继承了传统中国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世界主义、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遗产。传统中国之特性，以另外一种形态和必然性延续至现代中国。理解现代中国的前提，便是理解传统中国；理解中国和式创新诞生的历史根源，更便于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更便于理解中国崛起力避修昔底德陷阱，避免中美之间的战略误判。
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异同
理解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不同特点，更便于理解他们在处理问题和治理国家方面的异同。马丁?杰克斯运用中国处理香港问题和德国统一的案例充分佐证了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不同的处理问题和战略决策能力和治理国家方面的异同。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世界上曾发生许许多多不同规模的冲突和热点问题。中国在大多时间里秉承儒家“和为贵”和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和理念，采取了与西方不同的反馈模式，诸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
就“民族国家”而论，在现代政治哲学体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家理论，国家是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基于个体权利建构起来的现代主权国家，具有强烈的契约论色彩，但还非常需要一种精神性的整合力量。因此，在现代国家成长的现实路径中常伴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现代主权国家与民族主义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国家的建立，现代民族主义精神应运而生，浓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则有着强烈的建国愿望。“民族国家”体系是现代性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是这样的概念依然有它的局限性，以此看来，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思维去推测中国对于世界热点问题的反馈往往脱离现实。这也是西方恐惧中国崛起的原因。
中国是和平、可亲、文明之狮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道德黄金律”。这是中华文明的内在性格，它代表着中国对世界次序的想象。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中国的血泪史，中国不会忘记历史，因而更加深知和平的珍贵。21世纪世界性的大事件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正面回应。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正在破解“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的诅咒，力避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伟人邓小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奠基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考虑和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时，提出的基本方针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强调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他反复强调，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人。中国既不能把自己与霸权主义绑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权主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邓小平指出，要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要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处理好了，就等于处理好了一半的国际关系。在对待一些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上，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针，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注意策略的灵活性。有的问题该坚持原则，就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有的问题该做出适当让步，则顾全大局，维护和平。
习近平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柏林阐述中国和平崛起时指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世界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和平发展，才是人间正道。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各国都需要秉承这样的“道德黄金律”，一起维护世界和平，才能在和平发展中走向共同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鉴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中法建交５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中国经济奇迹为何可以延续？
今天的人口红利已不在，工资上升，成本加大，经济放缓，社会矛盾日益加重，国际形势也变得日益复杂。中国经济如何软着陆？中国经济可否可持续性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在其《重启：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首先肯定：中国奇迹完全能够延续。他列举了中国奇迹能够持续的理由：
第一，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十分巨大。中国经济的人均GDP按当前市场汇率计算仅仅为美国这一标杆经济的18%，按照购买力评价也仅仅为美国的30%～40%。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当它的市场经济机制已经深入人心，当它的国民储蓄高达GDP的50%，而大量的内地、腹地并没有像沿海地区一样进入中等发展水平时，其发展潜力仍然是巨大的。第二，中国奇迹可以延续是社会民众持续推动改革的热情。当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不能持续变革的时候，其社会进步就会停顿，经济发展也将放缓，日本过去20年衰退的本质就在此。但中国民众期盼进一步的改革，深化改革，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第三，执政党多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能教条主义，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中国的发展和建设的历史昭示着不断打破教条主义，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执政党恰恰是最能把握改革与发展精髓的执政党。
然而，中国和式创新理论以创新管理的战略高度，破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固发展之谜，刨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之根，解读中国创新模式，阐释中国和平崛起。它从战略的高度，阐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读中国奇迹的延续。
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为什么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和平基因决定的。中国崛起的模式为什么能够有别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模式？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中国和式创新的历史。中国“和”文化和中国和式创新引领中国和平崛起，经济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也由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而成为守护者和引领者。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夏文明，中国“和”文化与中国和式创新，这些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了解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特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崛起的模式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模式。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新兴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三重身份的国家。中国的多重身份，特别是东方文明大国，它反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格局和大战略。从中国和式创新诞生的背景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涵和基因，中国崛起必然是以独特的、创新的、和平方式崛起。同时它反映出中国梦的多重内涵：东方文明复兴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新兴大国梦。中国的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梦不只是单纯的中国的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也是世界梦、文明梦、创新梦。
中华文明是独特的、创新的、开放的、具有前瞻性和气势磅礴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和大国外交之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治理思想，“安不忘危，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世界观，“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和平共处，和谐包容”的东方特质，“拥抱矛盾，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这些特征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这些鲜明的特征昭示中华文明没有任何“文明冲突”的依据，没有挑战非中华文明的基因。
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在2015年出版《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帝王、军队、商人、学者、僧侣、奴隶，往来在这条道路上，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宗教、艺术、战争、疾病和灾难。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在路边缔造了各自的帝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崛起并传遍整个世界；成吉思汗的铁骑一路向西，在带来杀戮的同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大英帝国通过搜刮丝绸之路上的财富，铸就了日不落的辉煌；希特勒为了这条路上的资源，将世界推入了战争和屠杀的深渊。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上恐怖主义，依然是美国争霸道路上挥之不去的梦魇。
彼得•弗兰科潘的思路就相当巧妙，他选择了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人类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与亨延顿的出发点不同的是，弗兰科潘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弗兰科潘在最后一章的开篇时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尽管美国和欧洲试图保持其在东西方霸主地位，20世界末和21世纪伊始，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场灾难。在过去的数10年里，人们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西方缺乏对于世界历史的了解，缺乏全球化的视野，缺乏在世界事务中的更开阔的主题和宏大的格局。在政治家，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似乎富有特性，割裂的和没有关联的。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美两国人民和领导人深入交往，求同存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力避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在中美的交往中和中美关系语境中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按照中国的说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按照美国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和“中美必有一战”都是站不住脚的伪命题。中国携华夏五千年文明和创新崛起于大规模的国际互动与竞争之中，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并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引领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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