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瑞典酒店事件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从评论中来看，大多数的民众或者说主流的意见都对曾家三人的行为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的行为违反规则，不体面，无尊严。相比之下，从民族主义出发的言论反而是少数。这和过去凡是涉外事件往往动辄引爆网络民族主义怒火的情形非常不同，这一次少有过去经常听到的那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把个体小事上升到民族大义和国家较量的言论，倒是更多的是对个体行为的批评和反思。这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间，中国的“硬件”进步有目共睹，举世称赞。近年来，“仓廪实”的国人更蜂拥出国，要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达到1.45亿人次。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的海外旅行将会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民众海外旅行的总量的1/4。但是“仓廪实”并非马上就能“知礼节”。相比硬件，国民素质和社会文化这样的“软件”的进步往往是滞后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关于中国人在海外的种种行为的批评非常多。不过从这次瑞典事件来看，大多数的国人已经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体面和受尊重的。而且最为可贵的是民众没有盲目地把一件个体事件上升到集体和国家的层面。同样，国内民众对当前非常严重的中美贸易战的网上舆论到目前为止整体上也是理智和节制的。在我看来，这些现象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之一，值得高兴。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最大的事和最大的历史就是如何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融和，也就是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更新与进步。黄仁宇把这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在他看来，从康有为到蒋介石乃至后来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他还说：“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从文明和文化角度来分析当今的中国以及其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遗憾的是，匆忙于追求“硬件”进步和“大国重器”的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视角。
中国文化既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也有由于特殊国家经历而留下的烙印。比如说频繁的灾荒和战乱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灾荒文化”。这一次曾家三人的行为多少就有这种灾荒文化的体现。灾荒之中，人们的行为高度目的化，而对体面和尊严的考虑极少。即便今天已经小康，很多人的行为依然像逃难的灾民。同样，百年国耻的国家经历也留下了特殊的国耻文化，它对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和国际交往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国耻文化之下，人们在国际交往中对任何涉及主权的问题都非常敏感，容易相信阴谋论，有强烈的雪耻意识和对抗意识。国耻文化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文化根源。此外，基于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文化和情绪文化，人们重关系，重人情，重面子，而不太在意是非、事实和逻辑。关系文化强调特殊性和变通，但不注重规则、秩序和法律。这样的文化形式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在商业交往和现代社会中往往会造成诸多矛盾。世界上的任何文明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文明融合和文化更新的目的就在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这是一个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文明和文化并不是抽象的，也并不只体现在行为举止上。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运行的“软件”、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有大量遵守规则和理智客观的国民可以极大的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文化的更新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增进民众的幸福感。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引导中国城市中众多有着不菲收入和积蓄的老年人从以节省为最高目的的“灾荒文化”中脱离出来，帮助他们享受生活，合理消费，那么相信这种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也会促进社会和谐和国民健康与幸福。
文明和文化也并不只体现在精英和领导人之上，遵守规则和理智客观的国民是理智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没有理智的国民就难以有理智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外交思维和战略也是文化的延伸。对于一个处于全球化的潮头并极大的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用全球化的文化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文化来教育年轻一代是真正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个体观念和意识决定个体行为，而观念和意识又是文明范式之下的次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来促进文明融合和文化更新。“新文化运动”并不需要高大上，也不需要由上至下，它可以是一部告诉民众什么是海外游中的体面行为的公益片，可以是高铁管理部门出版的关于乘坐高铁的行为规范的宣传材料，可以是关于文化问题的全民讨论与反思，也可以是中小学中引入的逻辑训练和世界公民的教育。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值得国民骄傲与自信，但是物质的成就并不一定持久，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可持续的进步来自文化，来自体制，来自推广优秀文化和培养合格公民的国民教育。文明融合和文化更新不会自动发生，关键在于社会精英和民众需要认识到融合与更新的重要性并付诸努力。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这是中国最大的事和最大的历史。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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