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脱贫是这个奇迹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绝无仅有。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也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范例，作出贡献。
中国的扶贫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原因很多，但主要还在于政府的良治，也就是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好、执行能力强、实施和治理运作能力良好。中国贯彻落实了有效的减贫政策，并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些是对世界减贫事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
中国提出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序摘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目前还有三千多万人口，大部分分布在深度贫困地区。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到：“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从区域分布上看，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等区域，生存条件恶劣、致贫因素多样、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薄弱、村两委成员能力弱、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人力资源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
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其中“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既有个体也有整体致贫等因素。因此，对深度贫困地区实行脱贫，需要深刻认识其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古人说：‘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较为共同的致贫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条要求：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加大各方帮扶力度；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加大组织领导力度；加强检查督查。如何完整地理解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深度贫困问题能否顺利破解。
合理确定脱贫目标
中央提出脱贫攻坚到2020年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并且提出既不能降低，也不要拔高。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吊高各方面胃口。”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将政策进行不同程度地曲解。这些扭曲的执行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乱象。比如近期一些地区出现农民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因当不上贫困户出现上访现象也时而出现。这与一些地方制定的扶贫标准好高骛远有关，再加上个别政策设计欠周全，导致不少农民产生“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的现象。甚至在有些地方，贫困户由于得到众多扶持，其生活条件一夜之间远远超过了村内的其他非贫困户。如果贫困户白拿的太多，付出又太少，大家就会抢着当，自然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一些地方给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太多，导致有些农民即使脱贫了也存在不愿“摘帽”现象。比如在广西百色就听当地基层干部讲，有些农村听说检查组来了就把家里的冰箱、彩电藏起来，为的是再继续得到更多的补贴。尤其是在第三方评估时，贫困户不如实申报，藏富不愿意脱贫并不是个案。
这方面新加坡对贫困户的公屋政策值得借鉴。在新加坡，虽然居住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是通过建立公租屋，让贫困买不起房的百姓在政府建设的公租屋里居住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其实中国的移民搬迁如果是完全由政府投资兴建，也可以参照公租屋的形式，而不是完全免费分给贫困户，否则大家都会去争当贫困户，以致于产生新的不公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基层扶贫不能大包大揽，应更多采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激励型制度，不能“一刀切”地实行“谁穷奖谁”。只有实现了“有付出才有收获”，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才有希望。
加大投入支持力度
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差。基础设施是区域连接内外发展资源流动的重要通道，也是加快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央提出要积极发挥财政等领域优惠政策的杠杆作用，以政府投资为基础，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统筹区域交通、水利、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深度贫困地区连通内外、功能配套、安全高效和适度超前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目前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尚不够，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完善基础设施，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攻坚战要用攻坚战的办法打，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需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攻坚战。深度贫困地区既面临一些多年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面临不少深度贫困地区突出的特殊情况和现实挑战。只要真抓实干、集中攻坚，就完全有能力啃下这些“硬骨头”。
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
深度贫困地区要改善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如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深度贫困地区蕴藏较好的特色产业发展资源，要引导和鼓励各类企业、资本有序开发这些特色优势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深度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扶贫应该追求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产业链化。农产品的竞争有一定的特殊性，产品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其背后经营方式的竞争。国际市场上许多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都来自大规模的专业化农业产业区，如来自美国玉米带和棉花带的玉米、棉花，来自荷兰的花卉、比利时的鸡肉产品等。这些产业区往往以某种农产品为核心，集中了专业的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以及科研、服务机构，以专业化和规模化取得独特竞争优势。专业化和规模化已成为全球化经济中世界农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中国贫困地区在短期内较难实现。
要改变现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的现实。面对各地的农业布局依然规模较小的情况，各地多是在种植业内部或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进行调整，不能实现大的突破，反而使得农产品供给结构趋同，加剧了市场波动，造成资源浪费和农民收入的损失。在贫困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通过产业集聚同样可以取得规模效应，实现专业化生产，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加大各方帮扶力度
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帮助深度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各方帮扶中，引入有实力的公司，通过“公司+用户”方式来带动脱贫是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广西百色引入华润集团来发展养殖业，就带动了上万人脱贫。
国家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要通过各种举措，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加大各方帮扶力度，还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强大的政策全力，帮助深度贫困地区早日脱贫，确保这些深度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实现脱贫目标。
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
有些贫困户错误地认为脱不脱贫是政府的事情，是外派第一村书记的事情，与自己无关，“等、靠、要”思想严重，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扶贫不能仅仅单纯依靠物质扶贫，还必须重视精神扶贫。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给牛羊的做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深度贫困地区由于长期封闭与教育水平落后，使当地人形成因循守旧的心理，对外来新文化产生隔膜和排斥。消极认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的幸福观、懒散怠惰的劳动观影响很难破解，而宗教势力和封建迷信等糟粕又不断侵袭和渗透，导致“懒散慢”“等靠要”等现象根深蒂固。政府需要创造性地通过扶贫扶志来解决。比如可以选择自强自立的优秀农民当村庄带头人，起模范带头作用。政府还要在农村开展“扶志工程”。比如通过村民小组会议等形式，推荐本村“致富之星”“脱贫之星”“帮扶之星”，用身边的先进典型激励、引导贫困户转变思想，树立自强自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只有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激励性制度，才能真正激发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从更长远来看，扶智更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这方面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针对原居民的一些做法值得采纳。由于这些国家的原居民贫困落后，又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受传统习惯影响很深，不重视子女教育，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采取有力措施，将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接受完整的先进教育，使其知识与技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且最重要的是使其原来落后观念得到根本清除。这些受过先进教育的孩子成年后回到家乡，就可以彻底改变落后地区文化观念，从而顺利地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加大组织领导力度
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各地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大功夫。否则，有钱也不成事。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对表现优秀的，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可提拔重用。
扶贫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不能“蜻蜓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中国近年来选派了近80万个驻村干部，近20万个第一书记进村扶贫。这支队伍中不少人工作成效显著，但也有一些扶贫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思路、执行能力等方面与扶贫攻坚目标还有差距，需要从精神与物质层面进行更大的激励，增强扶贫干部队伍的战斗力与攻坚力。也有一些干部抱着赶紧脱贫走人的态度，采取一些手段来“搞政绩”，这就需要加强监管，杜绝把债务和问题留给后来者现象。各级政府要加强扶贫干部队伍能力与激励制度建设，增强扶贫队伍的战斗力。关心爱护战斗在扶贫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制定激励政策，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排忧解难，保护和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严格控制各地开展增加一线扶贫干部负担的各类检查考评，切实为基层减轻工作负担。
加强检查督查
打赢脱贫攻坚战绝非朝夕之功，不是轻轻松松冲一冲就能解决的。党中央没有硬性要求地方提前完成脱贫任务，更何况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错综复杂。脱贫计划不能脱离实际随意提前，扶贫标准不能随意降低，决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坚持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加强督查问责，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要严肃问责。
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多功能性来脱贫致富。深度贫困地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常规的办法很难起作用，一定要采取超常规的方法。多年来，中国在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案例，只要高度重视、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深度贫困完全是可以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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