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09年在剑桥发表《在当前经济危机形势下的西方管理与中国哲学的融合》，到《后金融危机时代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再到《中国携华夏五千年文明和创新重返世界之巅》，从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视角深度探究过去近10年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展的路径的异同。2008年后中国和西方应对危机和挑战采取不同管理模式和对策，近10年来中国的强劲崛起对美国的急剧衰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中国具有强有力的政府，敢于决策又善于决策的政府，具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府，不断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创新，不仅仅着重于科技创新，而且着重社会创新、政府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人才创新。中国从追赶到超越，做到了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谐包容，拥有独创的社会创新。
中国经济近40年持续增长之谜
2008年后，中国采取与西方不同的战略措施，因而获得不同的效果。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的强劲崛起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展示出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奇迹可以延续。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论述中国经济奇迹时指出：“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有关破解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人们对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著名经济学张维迎教授的争执和论战已经习以为常了。有学者指出，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是解决不了的，它必须有更高的理论高度和更宏大的视野。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学科，只能是哲学。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西方经济学，开始超越经济学的领域，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有经济学家开始从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探索中国的经济问题。
本文试图以中国和式创新理论从学术上破解中国近40年经济持续、高速、稳固发展之谜，阐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之根，解读中国和平崛起之路径，解读中国创新模式。中国和式创新是一种刚柔相济、智者求同的共建、共享、共赢的战略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它是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提出的新颖的、创新的解决方案。中国和式创新作为中国社会创新的重大突破，不仅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重大战略方案，而且为国际社会政治改革提供可行的战略途径，引领其实现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和式创新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层面的创新相辅相成，使得和式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定力”理念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今天，人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面对这个世界，“许多人感到困惑”，习近平提出“ 世界到底怎么了”的“世界之问”。紧接着，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中再次开门见山地提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今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世界将走向何方？“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罗特科普夫评价说：“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演讲很少能改变历史。但真正重要的讲话却能捕捉到时代思潮中一些特殊的东西，而习近平做到了这一点。”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教研部长施奈德－阿曼表示，“习主席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的讲话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与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
国际舆论关注习近平的“世界之问”，更关注习近平的“世界之答”。习近平的“世界问答”都是中国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彰显出中国“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人治天下”的博大胸襟和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定力”理念。
中国的“世界主义”
由于中华文明在东亚大陆占据文明系列的绝对顶端，同时中华文明具有开放世界主义的特征，中华文明不断吸取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等进而转变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吸收和借鉴能力是非常强大的。由于中国文明具有世界开放主义特征，因此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下”的世界观，虽然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但却决定了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内敛与和平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已经做到了和平崛起。人们需要能拥有富裕的生活，能拥有说话的机会，能拥有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谐安宁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倡导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培育世界主义精神。
中国拥有近40年和平发展经济与和平崛起的宝贵经验，它对于人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可资借鉴。
构建“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一词，植根于传承千百年的中华文化。追本溯源，这一概念可以在“和”文化中找到源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的接续传承，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中国外交理念一脉相承。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当今世界潮流与历史大势，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
张载视人类与自然万物一体平等的观念，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天下主义，进入一个新境界。从“为万世开太平”到“仇必和而解”，张载的警世名言，不仅是中国古代圣人大同理想的宣言，而且是中国古圣的世界主义的呐喊。
儒家和道家的政治哲学长期稳定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局面，国泰民安，促进社会政治可持续发展。中国哲学家与众不同的特质与特殊身份促使他们创建的哲学和哲学理念也独树一帜。中国哲学具有明显的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意识至关重要，这种超越意识引发无限的社会创新。既然拥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战略目标，就必然拥有“仇必和而解”博大胸怀和创新理念。“仇必和而解”创新理念引发中国和式创新。
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社会繁荣，无论是寻找新的增长点还是应对危机，都必须依靠创新，包括社会创新、理论创新、哲学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各个层面。当下的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无疑将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在传统制造领域，一大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在打造新的坐标，实现华丽转身。在数字经济领域，以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已跻身这轮浪潮的市场引领者行列；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企业等在国际舞台上群星闪耀。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步履维艰、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抬头的当下，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赢的原则，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创新机遇。
“一带一路”及其“三大共同体”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倡议是发展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追求的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抓住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为的是沿线各国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逐渐成为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的梦想。
通过打造“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世界各国共同受益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其核心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
更进一步讲，“一带一路”，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把国家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与时代脉搏紧紧相扣，与时代发展息息相通，是时代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它更加突出了思想路线的进取性。它昭示和要求人们要有一种时不我待、不进则退的紧迫感，一种深切的历史忧患意识，一种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一种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实现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和能力。它更加突出了思想路线的时代性。它昭示和要求人们的认识要跟上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不仅要与时代同步，正确反映时代的主题和本质，更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认清并把握时代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进而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前列。与时俱进更加突出了思想路线的开放性。它昭示和要求人们要具有环球化眼光和战略眼光，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既要着眼国内，也要着眼世界；既要着眼现实，也要着眼未来。它更加突出了思想路线的创新性。它的真谛是昭示和要求人们不断发现和掌握新的真理，从而避免真理可能因跟不上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为谬误，避免认识可能因跟不上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偏差。
世界将走向何方？
基辛格博士在其2014年出版的巨著《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结论里首先问了一个问题：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次序吗？
接着这一问题他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一种世界大家庭的意识视乎即将形成。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地区因战争而疲倦，不发达地区开始非殖民化进程，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不但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反而通过这场战争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自信。开始推行它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理想和实践。美国开始接过世界领袖的火炬，并为世界次序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它把自己的崛起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扩展，认为自由和民主这股力量能够带来迄今为止遥不可及的公正持久的和平。
在很大程度上，我赞同这一看法。1620年五月花号驶向北美洲的300年后美国强劲崛起，它是英国工业文明的延续，它为美国带来了繁荣和现代化，它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确实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但是冷战的结束加强了美国的自负、目空一切和“美国例外论”。“历史终结论”使美国沾沾之喜，但加快了美国走向衰败的速度。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纵然使美国受损，但却未能像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那样使美国伤筋动骨。
然而，2016年确是标志性的一年，英国的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预示着后西方时代的来临。进入2017年，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故乡，而且作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真正的受益者，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浪潮愈演愈烈。崴了脚怎么能埋怨地不平？社会的撕裂和政治上的对立只能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在2016年基辛格博士在回答《日本经济新闻》关于世界次序时，“特朗普将冲击现有世界秩序”。特朗普执意退出TPP和巴黎气候条约，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确实是“迷失”了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投资和贸易低迷，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蔓延，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第一主义”抬头，世界面临开放与保守、变革与守旧、经济一体化和“本土化”的矛盾与挑战。然而，世界进步潮流不可阻挡。历史和现实终将证明，搞封闭、排他性的安排没有前途，只有开门搞合作、大家都受益，才是人间正道。“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一带一路”是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政治语汇更多选择“中国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而非“中国崛起”或“中国模式”。但“复兴”同样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的担忧，“模式”也引起别国对中国是否有意要人复制其模式的疑虑。由此看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叙事能力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的和平崛起”即是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国家理念和国家发展目标的正面、积极语汇，又是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担忧和疑虑的战略途径。毫无疑问，中国崛起的战略应是深思熟虑，切实可行，无懈可击。然而，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了解中国的百年耻辱，因此他们充满着忧虑，纠结和恐惧。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只有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崛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外界的疑虑。向世界昭示中国崛起的模式非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模式。
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大国崛起，综观世界历史，都伴随着军事征服。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的崛起都是如此。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不是用他们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他们的经济扩张的。大国崛起都伴随着军事冲突，特别是与正在称霸的大国的军事冲突，这几乎是历史规律。但美国的崛起并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是一个例外。美国的崛起没有跟英国有军事冲突，那是因为英美不但分享语言，更重要的是英美两国都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信徒。从五月花号（Mayflower）1620年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出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事务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价值体系的延续。美国政治传承于英国，收益于法国。《权利法案》、《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构成现代西方世界的政治主流和正统。美国的建国思想渊源于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于古希腊文明。也就是说，美国的崛起没有对英国或西方在意识形态上构成任何威胁。因为美国的价值观跟英国根本相连，共同分享，所以英国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欢迎美国的崛起。今天崛起的中国和现存的美国的关系与当时崛起的美国和守成大国英国的关系完全不同，它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此，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智慧，需要创新，只有靠智慧和创新，才能力避修昔底德陷阱。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中美关系和中美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中美的范围，它引起世界的瞩目。由此看来，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把握了世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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