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中，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常常与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常常与这个国家的创新意识息息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路攀升，在4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欧美几乎百年才实现的进步。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中国由衰到强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转变和崛起若是突然爆发的就不具有可持续发展。如果背后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长期的历史积淀，抓住重大契机，通过社会创新和制度创新，找到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重大解决方案。这样就具有传承性，历史的延续性，必然具有可持续性发展。
对于中国故事的阐释有多种版本，对于中国创新模式的解读也存在异同，毫不奇怪。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在学术理论上阐释中国的创新模式无疑至关重要。国际社会用“奇迹”来描述中国的巨大发展成就。要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他们蕴涵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深邃道理。明白了这40年走过的路径，而其后的40年一定是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过去40年来，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2008年华尔街金融泡沫的破裂，2016年英美飞出的“黑天鹅”。2017年以来，时至今日，英美确实不平静，政治乱象丛生。有英国媒体称，随着美国总统的不断“退群”，“通俄门”调查的不断深入，美国白宫危机不断；今年9月英国首相特丽莎•梅踌躇满志，提出的“契克斯脱欧蓝图”不仅遭到了国内脱欧派的反对，而且遭受欧盟的阻击。由于脱欧与反脱欧的较量，致使政坛一地鸡毛。战后英美主导的国际次序日渐脆弱，一个新的国际次序正在形成。英国媒体指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
这些大事件改变着世界，颠覆着人们的思维。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呼唤大战略和大智慧的时代。中国的成功引起世界瞩目，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和创新机遇乃中国荣耀，世界期盼。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呼唤中国创新的模式和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
中国和式创新的诞生
中国和式创新的诞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内在的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原因。北宋大哲学家张载认为：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学”是儒家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实际创始人张载是关中人，故称关学。关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出自《正蒙•太和篇》）。“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笔者认为，用今天的战略管理的话语讲，为“万世开太平”是战略愿景。理念引领行动，目标决定选择。而“仇必和而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选择。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仇必和而解”——笔者称之为“拥抱矛盾，激励创新，引领未来，为万世开太平。”
20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向何处去？横有千古，纵有八荒。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圆融大气。中国古代蕴含创新思维的哲学智慧，“仇必和而解”——“拥抱矛盾”激励创新，这为中国问题创建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于是，根植中华文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秉承儒家倡导的忧患意识和道德实践，“礼之用，和为贵”；弘扬道家倡导的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回归自然”和“可持续性发展观”，中国和式创新在远思古时哲学智慧精髓，近贴现代中国发展脉搏中，油然而生。
和式创新为什么在中国诞生
中国古典哲学的特质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是“和式创新”在中国诞生的主要原因。尽管东西方哲学精英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超越意识却有着一致的认同。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明显的超越倾向。超越性至关重要，只有超越性才能在轴心世纪完成向高级文明的转化。
中国哲学家传统上具有卓越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极为丰富的阅历。他们的战略和理论思考与其实际工作有关，着重政府和社会工作的日常运作，问题和矛盾的处理和协调。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孔子，他不仅做官，而且做过好多种官，还曾经做过高官。孔子出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不断的残酷的时代。孔子做的第一个官是季氏吏，也就是鲁国三大家族“三桓”之一季氏家族的小吏，是负责管理仓库的。他在鲁国做过“中都宰”，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孔子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被任命为大司寇，他由大司空转任为大司寇，并兼任代理相国，诛杀乱臣少正卯，稳定鲁国物价、路不拾遗、商客宾至如归。后来孔子对鲁国彻底失望，开始了为期14年的周游列国。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正是在这战乱不断、变革动荡、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以民为本、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等思想对当今以德治国有着重大的意义；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义制利等思想契合当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然而，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是公元前770年周朝时期的人，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大家、教育大家、哲学大家。老子担任过管理书籍的官职，他在学习了前人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独成一派的道家思想。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围绕“道”这一宇宙万有的本体，纵论宇宙、人生、社会万象，揭示其变化发展的规律，构建起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框架宏大、涵盖万物，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哲理宝藏。它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老子哲学的精髓不但精辟独到，而且能与时俱进。2500多年来，它不但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显得落伍，不合时宜，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体现出其哲理的光辉和永恒的生命力。
北宋大哲学家张载，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被后世的人称为横渠先生，尊称为张子。张载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跟人讨论兵法，后来又转而学习儒家的“六经”，曾经担任过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的官职。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中绝了，所以要努力恢复。然而张载继承“绝学”，但他却不模仿照搬前人，而是在儒学基础上力求创新。特别是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著名论断，为万世传颂。张载对《周易》辩证法有新的发展。他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万世不朽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而构成，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阴阳消长，刚柔相济，最后的结果是“和”与统一。“和”是事物诸多因素、不同对立方面之间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重复。
“矛盾”与“创新”互相依存
笔者在研究古今中外创新的历史、经典、创新战略、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和创新种类时，发现了“矛盾存在”与“创新理念”互相依存，发现了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创新理论的交叉和概念的重叠，现加以区分对比，以彰显“矛盾”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有的交叉关联，有的妙趣横生，有的辩证统一，有的充满矛盾。
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学说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一个核心理论，他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之中。他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是一对矛盾。汤因比认为，要揭示人类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
人类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和当今社会，都曾经面临着内部和外来的挑战，如果内部少数具有创造力的先贤、圣哲和精英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刺激和挑战做出适当的回应，甚至改变自身的体制束缚，接受挑战或进行应战，那么，这种文明就富有生命力。又假设这样的挑战不至过于沉重和超负荷，因为过于巨大的挑战或威胁可能毁灭一个社会。同时这样的挑战又不至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微小的挑战无法激励内部足够的动力。在一个适度的挑战中，就可以引发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集团的回应，那么社会就进入了文明状态。请看中华文明诞生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华夏族的先民有着广袤肥沃而又松软的土地，他们可以春播秋收，养殖畜牧，而另一方面先民们面临的是一年一度的黄河泛滥，外加凶猛的野兽。华夏族的先民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内外部环境刺激、威胁和挑战，在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里终于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是华夏族的先民们在黄河两岸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和“应战”中独自原创的。华夏文明的诞生是华夏族先民们的重大创新，它具有首创性、延伸性、开拓性，生命力十分强大。中华文明的起源——黄河文明，它所产生的地理和内、外部环境条件就非常符合汤因比的理论假设。换一句话说，也有可能是汤因比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诞生后提出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有趣的是，“挑战和应战”是一对矛盾。
克里斯滕森的持续性创新和断裂性创新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滕森（Clayton M. Christensen）在其著名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和《创新者的答案》（The Innovator’s Solution）两本论著里，详细地论述了持续性创新（sustaining innovation）和断裂性创新（又译作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他认为，科技创新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生存的必需，很多公司可以通过创新获得巨大的利润。按照他的理论，一些新兴公司推出产品时没有宏大的商业计划，它们从市场的底层打入后，逐步扩展，最终在市场高端将对手挤走。克里斯滕森教授称这些产品为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或译作破坏性技术）。相反，一些受人尊崇的领先企业因为没有把握住市场与破坏性技术的时机，最终丧失了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对于这一现象，克里斯滕森教授在2003年的后继之作《创新者的答案》（The Innovator’s Solutio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中给出了一个看似悖谬、实则合理的结论，那就是良好的管理导致了这些企业的颓败，往日的成绩成了创新的绊脚石。
根据克里斯滕森教授的理论思想，如果新兴公司掌握了某种能打破现有经济模式的新发明，就可以让任何一家领先企业或大公司败下阵来。这种断裂性创新，使许多擅长持续性创新的大公司管理人员陷入恐慌。这就是亚马逊遇到阿里巴巴，或谷歌遇到百度的尴尬和无奈。有趣的是，持续性创新和断裂性创新也是一对矛盾。
创新的模式和种类
矛盾与创新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创新的种类包括：激进创新与渐进创新。激进创新是指世界上首创的、和现有产品及工艺完全不同的创新。激进创新可以被认为是创新导致与原有技术的脱离。这种新技术可以对于整个世界、整个产业界或者企业来说是全新的。而渐进创新是在这个维度的另一端。渐进创新可能并不是很新的技术，或者与原有技术脱离程度不大。它可能在应用之前就为企业或产业所知晓，并且仅仅包含对现有技术的较小的变化或者调整。
性能增强型创新与性能破坏型创新。从一个特定的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创新是建立在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上的，就是一种性能增强型创新。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来说，如果技术不是建立在企业现有基础上或者使现有技术作废，这样的创新就称为性能破坏型创新。
在这些结构严谨的创新种类区分对比和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对对“矛盾”的蛛丝马迹，矛盾与创新真乃互相依存。
熊彼特提出亚当•斯密悖论
亚当•斯密悖论（Smith Paradox）又被称为斯密问题（Adam Smith Problem）、亚当•斯密难题、斯密之谜，是指19世纪末期在德国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又称《道德论》）中提出的同情心（sympathy）原理与其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selfishness）原理看起来相互矛盾。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心”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心”的《国富论》两部著作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这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熊彼特最初是用德语提出的。
笔者在研究亚当•斯密悖论时发现，亚当•斯密首先在1759年出版《道德论》，随后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熊彼特认为斯密的大作《道德论》和《国富论》是互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对于《道德论》和《国富论》理解得最透彻、研究得最深刻的非熊彼特莫属了。然而，熊彼特在1911年用德文出版了他的著名大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书中他破天荒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和理论，阐释经济运行发展规律。笔者大胆推断，他的“创新”理论是在汲取《道德论》和《国富论》两部巨著的精华和充分理解《道德论》和《国富论》二者的矛盾后，从矛盾中获取战略卓识和哲学思维后提出的。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到张载梳理儒家哲学精髓，从提出“为万世开太平”至“仇必和而解”，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中国社会乃至环球治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换一句话说，就是张载“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论断引发“中国和式创新”在20个世纪70年末的诞生，由此人类提前进入21世纪。
就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论，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开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作是中国战略机遇期1.0的话，那么，习近平在2017年正式开启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2.0。有人认为，人类21世纪是从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开始的，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1世纪人类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加快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而习近平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人类当代发展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不仅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而且必将改变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世界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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