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世界并没有像2000年时的千禧年祈祷那样变得更加美好，而是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地区动荡也日益加剧，宗教问题、难民问题等各种新的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很多国家的无解之困，保守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日渐兴起和流行。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迎难而上，尤其是十八大之后，国家领导层面展现出高超的治理能力，带领国家进入了新的一轮平稳高速发展期，大国形象越来越凸显，中国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国访问过程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了相关国家的迅速响应。2015年，国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正式成为我国的国家倡议。2016年，71届联大通过决议呼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安全保障环境，193个会员国一致响应。2017年1月，习主席在联合国总部提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尖锐的问题， 而“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成为世界新一轮发展的破题之作；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130多个国家约1500名贵宾出席。短短几年内，这一倡议就取得了丰硕成果。截止2016年底，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企业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迅速增加到80个，丝路基金首批投资达53亿美元，和中东欧16国成立“16+1”金融控股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也将增资近10000亿美元，开展人民币海外业务。中国每年将提供10000多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在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中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国际作用，欧洲央行在2017年6月首次宣布增持5亿欧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创新模式，和西方倡导的模式不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体现了“和”这一中华文明的传统内涵，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所提出的“大同”倡议，也是中国独有的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国家领导者对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现代化路径的高度总结。
回望历史，中国在漫长的时期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密不可分。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一统帝国，上承秦制，从疆域面积、经济发展、文化水平、世界影响等方面来看，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中都可以称得上世界性帝国。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正经历其辉煌顶峰。而后的历史进程东西方都经历了大混乱时期，两个帝国分别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袭扰，罗马帝国轰然崩塌，分裂成众多王国。此后的千余年，欧洲再也没有统一起来。即使二战后，法德等强国逐步意识到“统一欧洲”的重要性，以数十年计力促欧盟建立，使得欧洲在两千年后迎来统一的曙光，但随着英国脱欧，欧洲的统一再次增加了很大变数。而中国在汉晋之后，也经历少数民族政权林立的分裂混乱期，但和欧洲道路不同的是，中国很快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统一时期，并且迎来了更为辉煌的华夏文明——隋唐时代。其后的历史发展虽然有分裂，但统一的趋势一直都是主流，无论和哪种文明发生碰撞，即使汉文明的政权被其他民族所取代，但中华文化始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融合力，一代代传承，国家始终保持着统一的趋势。即使在晚清半封建半殖民时代和其后的军阀混战时期，中华文明经历几近灭种的危机，期间各种矛盾异常尖锐而且错综复杂，国家统一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从这些历史脉络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以“和”为核心、吸纳和融合各种文明、共同发展，既是中华文明的独有特质，也是中华文明成为唯一的可持续5000年之久的保证。
中华文明这种始终趋向统一的特质和中华的文化传承密不可分。中华文化沉淀悠久，内容广泛，诸子百家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重大影响。儒家有很好的传承，但是儒家文化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有自身完整的体系，不能脸谱化，不能以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不能仅仅从条文层面上理解，要从立意的高度理解。而且，传统文化不单是儒家文化，如果从诸子百家来看，各个体系其实都渗透到中国文化中来，互相融合、互相交织。儒家提倡由格物致知达到修齐治平，强调的是把个人的微观层面和国家、天下的宏观层面有机的融合，这种理念立意高远，把个人发展作为了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为从“人”这一要素出发，是可以达成“大同”的良好治理水平。目前当人们谈及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时，往往会以道家作为对比，并把道家作为和儒家文化完全不同的体系来描述。其实从文化的立意来看，道家和儒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道家虽然讲究“无为”，但这种“无为”的目标是“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修身”同样都是达到国家宏观治理的手段，是从“圣人”的视角出发，实现的“大同”是以“圣人无功”治理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样强调的国家层面的视角和个人行为层面的统一。甚至于最为出世的佛家，在中国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发展演变出大乘佛教，强调的普度众生，甚至以帝王为菩萨，把佛教也纳入到了国家治理的范畴。林林总总，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立意高远，有很强的国家宏观视角，把个人发展作为出发点，把良好治理作为落脚点，是个人微观和国家宏观的有机融合。在发展路径上，始终强调“人”的因素，而这一“人”并不是西方现代人文科学中的“观念人”，而是具体的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集合，这就使得“人”的发展有具体的立足点和内容。以儒家为例，宋理学强调的是客观的“天理”是人行为的准则，也是格物致知的起点，也即“人”发展的起点。但这种“天理”对于个人来说，意义和具体的内容很难把握。王阳明作为儒家集大成者，提出“心学”，把“致良知”作为格物致知的标准，并以“知行合一”作为个人发展的路径，“合一”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宏观层面的“功业”，也就是良好的治理，从而可以是天下百姓安康，“为万世开天平”。而“良知”的标准，不仅在个人的“修心”，也在于道德规制的“天理”。从根本上来说，心学是对理学的发展而不是颠覆。这种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继承、发展、融合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优势。因此，从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两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其一，立意高远，国家视角，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情怀，高度重视个人与国家的统一与融合，并且发展出了完善体系，包括治理的理念、措施、路径，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哪个民族掌握政权，都会把这种理念纳入施政领域。其二，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是吸收、包并、发展、融合的过程，而不是消灭异己要素，是全方位的一种分享、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纵向的时间序列发展过程，如上述理学至心学的发展，也包括横向的不同文明的融合过程，如元代初期紫金山学派对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结合中国文化的立意高远，这种融合也决定了中华文明从来不是极端利己主义，由个人提升推及国家治理这一逻辑决定了国家在和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都是以融合为主要出发点的，强调的是通过“大同”的形式实现融合，而不是消灭异己达到统一；通过协同发展，使双方或多方都可以切切实实获得利益，实现更大范围的良好治理。这种共赢的哲学理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这种在文化传承中逐步形成并深刻体现出来的“和”这一哲学精髓，正是破解当下各国发展困局的世纪之钥。
这就需要同样对西方文明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破解，才能实现钥匙与锁的契合。在长久历史中，西方文明并不突出，人类历史中长久璀璨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开始引领世界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殖民运动在世界范围扩张的。由于技术上的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物质财富，使得西方在扩张过程中把自身的发展模式不断的合法化和神圣化，作为世界上唯一正确、合理的制度，强加到扩张所及的东道国，由此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体系。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包括对个人价值的极端强调。但这种强调往往割裂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尽管有众多的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学者试图构建起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但由于哲学和价值层面的局限，这种构建往往把个人与国家放在对立面来论述，侧重制度层面构建，而忽略了个人和国家以及社会融合发展的问题，这和其本身所宣扬的人的发展是相矛盾的，因此人的发展也只能停留在“观念人”的阶段，而很难普惠到每一个“个体人”。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正是这一矛盾的写照，只有把囚犯与不同政见者驱逐到美洲或者澳洲，伦敦的民主才能表现的优雅和完美。而当下令整个欧洲最为困扰的难民问题，正是西方制度的死穴，由此在社会中产生其自身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巨大矛盾。另外，西方特别强调宗教对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针对宗教的极端主义在历史上形成的灰暗时代，西方的话语体系又把政教分离作为西方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并以此来对比其他的宗教体系。但一神论的观念本身就是对不同者的割裂和排斥，而且这种割裂和排斥很难调和。西方的历次宗教战争，无一不是根源于此。而且这种割裂和排斥在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明显的表现，往往是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极度否定，这种否定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仅从近一百年的发展考察，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经历了数次否定，每一次否定都从坚定的拥护者走向了对立面；直至最近欧洲和美国的分裂，其根源都在于此。这些层面的东西同样也是来源于西方长久以来的文化沉淀，正是基于对立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所以在西方的历史观中，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是铁律一般存在的。
而中国的发展过程并不能用这样割裂性的规则框架来考察，也无法纳入其中。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如果从社会功能上看，中国的文化体系对文明与社会的维系作用要远远优于西方的宗教体系。这种独特的文化积淀也使得中国必须走一条独立自主、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建国近7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具有独特的特点，并不是单纯的割裂过去、以发达国家为榜样实现模式移植的过程，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五千余年的文明体系，中国有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470多万海域面积，如此巨大的体量，其现代化过程面临的变量复杂程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不仅仅有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在现代化道路上也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影响因素。如何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且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更加发扬光大，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从党的纲领来看，中国共产党同样立意高远、情怀远大，特别强调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高度融合的地方，共产党强调解放全人类，而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已经唱响千年。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更切合中国目前发展的实际。习近平主席指出“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就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各种复杂变量的精确分析、对各种矛盾充分把握后的科学论断。虽然前后三十年的具体表现有很大差异，但前后三十年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从具体问题看，前三十年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而后三十年改革带来了多元化，国家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的、统一的价值观逐步缺失。在外界高压下，意识形态能够解决民族价值观统一的问题，但这种统一没有沉淀的厚度；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全社会构建积极正向、符合时代特征的价值观需要有深厚的积淀。而这两种问题的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中融合的理念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在“和”的价值体系下，中国的发展过程不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而是不同阶段的逐步融合。很多时候，后一阶段问题的答案往往在前一阶段。在这样的框架下，所谓的陷阱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历史悠久，中国人更应该懂得从历史中发现财富。
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期，“前三十年”可以说我们向苏联学习比较多，“后三十年”我们向欧美学习比较多，我们的学习是全面的学习，这点也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所以也避免了很多国家在“华盛顿共识”指挥棒下掉入了陷阱。而随着我们自信的提高，中国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六十年来的一些困扰，超越了制度层面的纠结，而是追求一种更为高效、良好的治理。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使得社会各个要素能够发挥最大整体效应，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西方一直以来奉为经典的亚当斯密的分工加市场的发展框架，而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了融合发展的社会大协同效应，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高铁系统的快速发展，高科技从研发到转化的周期远远优于西方国家，同时大规模的投资也只有中国的治理水平才能够实现。在这种条件下，中国需要对自身的优势做出总结。但是，现有的语言体系是西方主导的，其规则、标准、理论体系在哲学和价值观层面和中国模式有较大的差别，无法对中国模式进行有效、科学的总结。长期以来，西方前赴后继的研究大都以中国经济、政治全面崩溃为结论。从中国现实情况看，现代化过程中的众多变量关系错综复杂，也决定了单一学科，如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无法解决或者解读中国的问题与模式。中国的发展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来解读和指导，而这一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化沉淀、制度特征、经济现状和社会环境。
从当前的世界现状来看，中国无论从面积、领海、人口、资源等各个方面看，都是体量巨大的国家，在中国发展、崛起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坚持共同发展、和谐共进，但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中国采取了遏制，最为明显的就是技术封锁。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惯有的、割裂式排斥式的思维逻辑。即使中国采用了同样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些国家也不会让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国家正常崛起，也必然会设置种种障碍，这在俄罗斯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有鲜活的体现。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逻辑必然会演化出修昔底德陷阱。而在西方话语权占据绝对优势的现代社会，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克服的话语权障碍，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来看，发展并不是一方克制另一方的过程，人类文明完全可以走一条更为包容的途径，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从而增进全人力的福祉。因此，在和平崛起的中，不仅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取得丰硕的成果，更为重要是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以自身文明成果的理念为基础构建不同于西方现行的话语体系，并结合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由此构建以“和”为基础共同发展与繁荣的话语权新秩序，而不是以遏制新兴力量为基础的西方现行话语权体系。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构建也是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和有利保障。
“和”式创新理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从立意的高度深刻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具时代特征的要素的高度凝练和总结，也是目前能对中国模式做出最佳解读的原创理论。从内容来看，这一理论高度总结了“和”这一中国文化内涵，也是新时期中国治理哲学的高度总结，更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各种共同发展的准则。从现实来看，“和”创新的提出，切实迎合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紧迫需求。中国需要在新的时期构建强大的软实力，从前述“前后三十年”的分析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输出很难在全球范围构建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感染力的软实力，而现有的西方理论无法诠释和支撑中国这样有悠久传承、体量巨大的国家的发展，“和”式创新理论基于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了完整理论体系，必然成为构建中国发展话语权和规则的先行者。从理论内容和完备程度来看，完全可以成为新话语权体系的基础。中国目前已经设立了大湾区和雄安新区，新一轮的发展已经起步，目前的阶段也是对前置发展的梳理和总结，这些总结也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普惠到沿线各国，这就必将开启中国式的“大同”模式。“和”式创新理论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与范式和沿线各国的本土哲学和价值观没有丝毫冲突，无论这些国家是何种人种、讲何种语言、信奉何种宗教。这必然使得“和”式创新理论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支撑，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迅速转化为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坦途，需要中国国内所有“走出去”的企业、机构、学者、人员都能够代表国家发出统一的强有力的声音，不仅仅单纯从经济一个维度考虑经营，而是需要把各个主体、人员纳入到民族复兴的大棋局中来，以“和”的理念融合各种文化、促进本地和中国的共同发展。这就需要从国家的角度认可并支持“和”式创新理论在国际环境中话语体系的构建，在国内企业、组织向国际延伸的同时，以统一的形态延伸软实力，并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把这种软实力和本地的哲学与价值观有机融合，这是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和规则体系的有效途径。
我们要正确认知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挺起了我们5000年文明的脊梁。我们不能把近代以来的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清代自始至终民族问题都是一个显著的矛盾，由此决定了当时的治理无法以科技进步为第一要务，自晚清以降，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终于陷入了黑暗的100年。但从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看，100年在历史长河中非常短暂，我们的文明在数千年都遥遥领先，而且我们的文明发展并不是以掠夺和殖民为手段，并没有造成其他种族灭绝或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即使有战争，也基本出于自卫考虑，我们宁肯举全国之力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外族，也不去远征灭国殖民，即使在有强大实力能左右世界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国文化中的价值沉淀中正、平和、优雅，也正是这样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崛起必然是和平的崛起，而这一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过程。这种文化复兴不但属于中国自身，而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是对全人类文化的贡献，是在价值观层面对全人类所面临问题的解答。
注释：
1、本文采用的数据以及相关事件均选自“中国一带一路网”，经作者整理。
参考文献:
[1] 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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