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式创新的文化根基与发展
中国“和”式创新的提出
剑桥中国创新研究院于2015年成立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创始人之一的李华教授在2008年也发起成立了中国技术管理协会。中国“和”式创新是李华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对中国创新的持续研究与观察思考过程中，在其多年管理与科研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李华教授总结了和创新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将之与创新和管理的中国实践置于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背景下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式创新” 理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其创新发明的科技产品和应用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而就在不久以前，中国是否具备创新的能力？这个问题还常被提及。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变化，问题逐渐变成了“中国是如何创新”，到“中国式创新模式分析”，直到现在的中国“和”式创新，这十几年来，中国“和”式创新的提出和发展是伴随着中国创新的发展而提升的。
中国文化中的“和”基因
“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历史、社会、文化、管理等研究者也对中国的“和”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道家、佛教等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影响，在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社会秩序与经济活动等全方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并直接体现在其管理思想上。
“和”在中国文化中代表了和谐，兼容并蓄，协调平和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从具象的物件设计到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影响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庄子•天道》篇写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和、人和，即是顺应自然，而不要人为地干扰，甚至破坏自然，这是中国文化中万物之所以产生的哲学根据。“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还表达了 “和而不同”，“致中和”等多种含义，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和不失偏颇为准则，突出用“适度”来指导与平衡身心与行为。《中庸》 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汉儒的“温柔敦厚”的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代表其所谓“和”的状态，强调同而淡化矛盾，不以尖锐的对立来看待事物，为事物的发展提供相对友好的环境。中国文化中的“和”以承认事物的多样化和不同为出发点；而“同”则强调的是降低和排除不一样的事物和思想，消灭异己。中国古代对“和”与“同”的区别有着独特的观察。作为中国儒家的代表，孔子首先提出过“和而不同”，并把这个原则上升到做人的标准，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体现了不强求一致，能兼容并蓄地包容各种不同和新事物的思想，并逐渐沉淀为中国历史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儒家《中庸》中“和”为“中节”，而“中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为最高的层次，表现为社会和群体，乃至世界，只要行为“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就能达成和谐共处。
中国文化中的“创新”基因
“和”，也体现在谦虚且持续不断地向他人学习的思想上。其中，保持谦虚学习的状态是“和”文化中的重要因素。提倡“和”文化的孔子在《论语•为政》 中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明了只是学习而不思考，人会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学习，则会因为疑惑而更加危险。强调了持续学习的同时必须思考的重要性。在《论语•述而》 中，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段话直接说明在学习的过程中，善于向别人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当自己的老师，人应该不耻下问，虚心向别人学习，有持续学习的态度。
创新有两个重要因素，学习和思考。在管理中，如果能够持续地学习他人的长处并了解自己的短处，及时开发和调整新的东西改进不足，创造出有利创新的环境和文化氛围，按照中国“和”文化的理解，将会更加有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和发展。
创新环境必须的容错机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直观体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从善如流”集中体现了善于自省并改进自己不足的精神。和“三人行必有我师”一起，成为了中国“和”式创新中持续学习基因和创新必须的容错基因。
在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事物态度上，“求大同存小异”的出发点与“和为贵”一起，体现了避免矛盾激化和扩大矛盾的思想，以期持续协调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作为规范社会与制度的的“礼”，至少包含了两重的内涵: 其一是“和”。《论语•学而》 讲到:“礼之用，和为贵。”“礼”以“和”为贵，是“和”的具体体现。“礼”作为行为和社会的外在规范与内在的精神性追求“和”，相辅相生，神形具备。另外一条是“别”，即依据共同存在于一体的成员的各种因素来划分各自所承担的权利义务责任范围，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各自行为边界进行规范界定，用以避免因个体间相互不了解和没有差异而造成的利益冲突和社会无序。体现在创新和管理上，理解造成个体差异和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差异，从中尽力实现各自存在发展的空间和要素，并保持共同成长的态势，于新兴的和少数的，尤其是处于创新前期的个体和群体来讲，尤其重要。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的尊重与“克己复礼”，也是群体在共生发展的环境中各得其所的和谐之道。着重于大的共同点，理解差异和不同点，通过个体的克制和努力，获得共同利益和方向的成功，是以“和为贵”考虑社会群体管理与人类群体共生的一大出发点。在有多种角度选项作为行为出发点和行动计划指挥的时候，以“和”为基点，将共同发展，而非激化矛盾扩大裂痕作为行动的负面结果导向。
时代与技术的发展给中国“和式创新”带来的影响
新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为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例如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生产与服务模式不断被开发和应用，并在市场运作和尝试中得到了资金，客户与市场的各种反馈与支持，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资本运行等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其中，很多模式和机制，是中国独有和领先发展起来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以及新材料等的不断涌现，也将在中国创新的道路上带来丰富的内容。
在中国开创的“一带一路”计划中，这个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将沿途各国包容在一起，为中国“和”式创新带来了挑战。新技术和市场的出现，比如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虚拟经济等，也为中国“和”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应用前景。如何在前所未有的环境里，使中国“和”式创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在更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技术环境中提升发展并能为创新的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是中国“和”式创新在时代和技术发展的面前需要不断锤炼的命题。
中国“和”式创新的管理思想根基和发展
中国传统“和”在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从中国传统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是管理者身心的最佳状态和理想规范。如《国语•周语下》 云：“单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 处于“和”状态的管理者，能够保持“和”的心智与状态，不仅仅有助于自己的身心，还对于管理来讲能辨明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
“和”作为中国古代管理理念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其内涵也有调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促进以人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职能，并有以此调节平衡该群体中存在的个体间自身身心健康的作用。如《荀子•乐论》 所描述，君臣上下一同听乐而“莫不和敬”，强调“乐者审一以定和”。对于社会群体的管理者来讲，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以“和”为最高的管理者行为准则，还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一直绵延至今的“家和万事兴”的持家原则上。以“和”为核心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里，起着调节和管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持和纠正以人为个体的社会群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传统文化里，比如《周易•咸卦•彖传》讲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描述的境界为当领导者，大到国家小到群体要能够感动其治下的人心才会实现真正的和平。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追求温厚和平、含蓄委婉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如张谦宜在其《絸斋诗谈》 中谈到的：“人多谓诗贵和平，只要不伤触人”等不愿与人发生矛盾，隐忍自己不同观点的思想行为，以期最小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中国管理思想而言，有着其对创新与不同抑制的不利一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的精髓，是管理思想中辩证法的适度量和最佳状态。如《左传•昭公二十年） 云：“声亦如味，……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体现出对于不同状态的欣赏和包容。
中国管理思想和世界管理思想的融合
如“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卦•彖传•》） 中所表达，当今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已经不断地在社会结构，科学技术，价值创造模式，以及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大的世界范围来讲，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创新时期。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管理思想与世界的管理思想无论是从实践中还是从研究中，都经历着持续的碰撞和融合。
中国改革开饭以来，庞大的中国留学生前往不同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与管理，巨大的海外投资和设立海外企业等带来了不同与以往的中国管理模式。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走出国门的各类企业和投资也越来越多。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管理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些以海尔、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具有很强中国管理思想也有西方管理特点的企业。
中国“和”式创新的未来展望
2008年，在李华教授创立中国技术管理协会之时，笔者参加了协会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讨论会。期间，时任剑桥大学管理理学院的院长针对：“您是否认为中国人具有创新的能力？”的参会者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人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影响中国人创新能力发挥的是其所在的体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创新已经在国际各领域得到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因其国内市场广阔，针对其市场所开发的创新成果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及时被海外市场了解和使用，企业本身在没有其海外市场驱动的前提下，其创新的成果也没有能及时与众多的国家分享 。几年过去，中国的创新成果已经更多出现和应用在各个行业，中国新的“四大发明”，即“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也被不同国家所了解甚至模仿。这种创新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与当代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体现。
中国“和”式创新面临的问题
世界新秩序和文化差异的问题
“一带一路”在中国提出以来，随着沿途各国的参加，将会辐射到世界上近44亿人，近两万亿美元的投资。从其规模、牵涉的总人口、涵盖的经济体来看中国会产生其自身影响力。即使中国不会干涉其他国家，但由此带来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所涉及的沿途各个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仅仅提升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为沿途的国家和地区带去了机遇和新的影响。按《大趋势》作者就此所言，西方作为世界本来的主人，却在逐步失势……在大约200年前，在英国等殖民大国占领并干涉中国的过程中，古代丝绸之路被打断了。现在的局势再度发生了变化。习主席在重新构建、创造这条古老的、已建设起来的商路，当然，这条商路也被赋予了一切21世纪所带来的可能。
中国是否具备了将自己的经济增长从低技术含量的“量”，提升到“量”和“质”的高水平，这涉及到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中中国实力与地位的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尤其是中国在西方国家学习和生活的新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中国经济自上而下的转型在以深圳为代表的众多城市群获得了重视和成功。如果中国像多年前一样，抗拒社会的变化，抗拒与世界的交流，就不能以“和”的包容态度对待其他国家从经济上、制度上、文化上、技术上等多方面对已有的中国模式产生的影响，中国自身也不能在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得以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早在2014年就以“为什么中国不能创新”为题，论述中国创新的问题 。而在2012年，麦肯锡的报告已经从“中国能否创新”的问题转向了“中国如何创新”的研究。这种变化，不仅说明中国创新能力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更说明在用创新创造价值和解决问题方面有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新的影响。有分析认为，中国企业通过市场的需要，而不像更多的西方企业主要通过更多的长期规划，来发展创新的内容，也是中国“和”式创新的特点之一。顺势而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与兼容并蓄一起，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延续提供了长足的动力。在经济和社会实力提高的同时，中国需要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世界秩序的变化。更多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会有更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交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也需要在变化中不断成长发展，为“和”为基石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植入新的内涵。
技术和科技的发展
新技术和科技，新能源和材料，人工智能等的快速发展，不仅仅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当新的技术被发明发现，创新和创业会不断地在前沿推动着新应用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因技术比以前链接得更紧密，更频繁，更便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在一定层面上更为密切和方便，至少在微信，脸书等互联网经济上的体现是如此。各种共享经济的开发和技术又再一次体现了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作用。在技术和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从起点来看相对后发的国家，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融入西方的以及本国市场的需求，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一些被证明卓有成效的商业模式，技术模式，投资模式等，从创新的过程来看，也体现出其持续学习，以自身特点为重点，追求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和而不同”，并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发展。从目前的效果来看，中国出现的新“四大发明”，即：“共享单车，支付宝，高铁，网购”，已经从中国开始走向国际。
文化和制度自信问题
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2年的《中国问题》 一书中就曾经提出：如果中国照搬了其打交道的所有外国模式，那么对所有的这些外国来讲又意味着什么？他观察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几乎完全独立于西方的环境中从古至今发展起来，在罗素生活的年代开始起着非常巨大的变化。罗素的观察，将重点放在了文化上，他不仅仅观察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是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指出文化方面的研究对于重视经济和所谓务实的研究而言，常常被忽视了。而文化，在罗素看来，恰恰是理解社会和经济政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智者如罗素，他认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制度和西方对比，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在他成书于1922年（中国问题，第一版）是非常难得的思考。
中国古代的“和”文化有其产生的时代特点和局限。以孔子为代表的用理想社会和谐状态来领导者从上到下，从君主到平民的社会秩序文化中，其核心讲究的是“和谐”。其中包括人和自然之前，人和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实现和谐社会的具体描述在《礼记.礼运》 中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以各讲本分为出发点，用行为规范，即“礼”来约束和制约社会群体中各个阶层的行为，为中国古代的阶层稳定与等级调和提出“和”为重点的制度基础。其实现的目标从整个社会群体来看是“和谐社会”，从具体实施来看，很大层度上起着为调和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矛盾的作用，并以此要求处于不同等级，尤其是相对较低等级，如上九流之区别于下九流等，进行自我约束控制来实现以统治阶层为主的安宁祥和。当今社会已经取得了长远的发展，世界文化的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和”在传统基础上具有了新的内涵。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已经超出了以阶层和社会统治为主的等级秩序范畴，更多体现在理解和包容不容群体的差异与不同，适度相互与自我约束的同时，追求共同发展这个共同点上。
各国经济交往不断增加，新技术带来的创新机遇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已经超越了君臣父子传统内涵的局限，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社会群体和机构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原则上。包容差异与不同，在发展的不同过程中找到并实现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得以共生的出发点，实现以“和”为基础的发展目标。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在中国不断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往往以中国向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学习为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文化，在历练自身各种经济社会挑战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和”与“和谐”文化焕发出了不仅局限于原有范畴的内涵。通过不断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融合，“和”的思想也逐渐更多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和管理思想。
柳斌杰认为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先后提出了两个融合的政策要求 ，即：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文化与技术的融合。以中国“和”式创新为基础的创新理念，从长远看是中国文化产业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着力点和文化支柱的成长点。随着技术和文化的共生发展，中国“和”式创新经过提炼和融合，扬弃其为封建社会所利用的一面，以新的内涵和原有的精髓相结合，会形成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自信和创新动力的基石。
中国的历史角色转变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但这真的在成为一个实在的趋势吗？西方国家真的如各方所言一般，正在后退到一个保守的常态中吗？《大趋势》 作者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说：看看美国的新总统便知道了。欧洲也面临着增速持续下降的情况。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前是全球少数人口在经济更为强大的范围，如今却是所有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整合下，以和当年一样的气场、一样的创新度、一样的强势，来让世界成为自己的主场。“和”式创新将为这一巨大的转变提供强大的文化基础，并将兼容并蓄共同发展作为创新和持续带动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和”式创新的自信，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上。中国“和”式创新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在时代变化发展中的经济社会与管理创新提供根植于中国自身悠久历史文化的持久动力上，体现在用中国智慧和文化，为世界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和文化自信上 。正如罗素所言，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相互共生的三个方面。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巨大进步与社会的相对稳定和谐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着持续的安宁与令人瞩目的发展，并不断在世界范围的创新领域取得名列前茅的成就，对于中国的“和”文化来讲，不仅体现为传统文化的重塑，更体现在传统中国文化在社会和经济政治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新内涵的中国“和”式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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