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历史是不断解决
矛盾、创新发展的历史
人类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与发展的时代，面临一个充满复杂且矛盾的世界。领土争端、国际贸易争端、种族矛盾、派系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层出不穷，无时不在考验人类的即有发展模式与发展潜力。
创造性解决问题是人类推动创新发展的根本路径。以中国为例，“一国两制”创举促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与持续繁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沉着应对下成功化解；制度改革、智能制造、创新创业等举措解决就业、产能过剩等发展矛盾；“中国梦”愿景凝聚全国人民力量，这些都验证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创新发展的历程。
现阶段，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家大战略实施，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的环境，也更需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但如果把中国的成功仅仅归结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则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存在理念与制度上的障碍。让西方的政治家和商界精英们看懂中国、理解中国，进而实现相互尊重、协同发展，需要从融合东西方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内涵出发，提出驱动中国创新发展的“文化主线”。在此背景下，“和文化”——一种更为东西方政治家和企业界理解、适应的，用于解读中国体制和文化的学术沟通理论应运而生。
二、和式创新是东西方政治、文化沟通的一种新理论
“和”式创新理论由英国剑桥中国创新研究院创始人李华教授提出。“和”式创新的精髓在于“拥抱矛盾，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谐包容”。中国的“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组合起来，那是“和”。“和”式创新的核心在于有“异”容“异”、“求同存异”、包容发展。
李华教授指出，中国“和”式创新中的精髓之一──“与时俱进”，能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发展思路。“和”式创新的意义更多体现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理念和哲学上的创新。它作为顶层设计的指南，打破精神桎梏，帮助启发人们的思维和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二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它促使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帮助打造坚实的经济基础。两个层面的创新相辅相成，使得“和”式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基于和式创新理论，可用三个“融合”来概括中国的创新发展模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和智慧相融合、前瞻性战略和应急性战略相融合，如中国独创的多党增值协商制度，使得中国的执政党有愿望、有机制听取来自不同政党的不同的声音，拥抱矛盾、“求同存异”、包容发展。
在现今全球化发展格局下，和式创新的包容性、系统性、动态性创新发展观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推动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差异中形成共同接受的思想，成为解读中国文化的优点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密码。
“和式创新”实践需要在方法论上积累与支持。这种方法论应依托于中国文化情景，汲取历史上矛盾问题的解决经验，形成具有逻辑性、创造性与规律性的矛盾问题解决模型，并进一步嵌入于现代互联网及大数据发展环境，充分利用综合性的多源信息，实现创新资源的互动联结。
事实上，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的智慧故事，如围魏救赵、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草船借箭、空城计等等。是否能从科学的角度思考，孙膑、曹冲、司马光、诸葛亮是怎么想出这些方法的？如何在方法论实现突破，使普通人拥有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的智慧？事实上，上述故事的核心是创新性解决矛盾问题。围魏救赵是处理赵国距离远、时间紧，救兵无法及时赶到的矛盾；曹冲称象是处理大象质量超出秤的称量范围，大象又不能杀死切块来称的矛盾，司马光砸缸是处理小孩个子矮和水缸过高的矛盾，草船借箭解决时间紧，工匠少，制造产能不足的矛盾，空城计是处理守兵不足，无法和敌军强大力量抗衡的矛盾。
因此，实现方法论上的突破，摆脱创新策略依赖于少数专家的经验和能力现状，关键在于找到解决矛盾问题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基本的结题流程，让普通人通过形式化、流程化工具辅助实现创新策略的生成？可拓学，这一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创新方法论应运而生。
三、形式化处理矛盾问题的可拓学
可拓学与可拓创新方法。中国学者蔡文研究员等学者30年来研究解决矛盾问题的规律，从古往今来大量解决问题的奇谋妙计中，抽象出奇智人物产生创意的规律，在集合论拓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理论、新方法，形成了一门使人变得更聪明的学科——可拓学。吴文俊院士指出“可拓学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己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
可拓学方法论特点在于可以不再单纯靠头脑风暴、灵机一动，而是基于可拓理论和方法，按一定程序想出解决问题的各种思路。这些方法从1984年开始在学术界应用，并逐步在广东和台湾的企业界传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得到美国、日本、印度、罗马尼亚等国外学者及国内院士、专家的好评。
可拓创新方法是以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为基础，通过构建矛盾问题的可拓模型，以拓展分析、共轭分析、可拓变换、优度评价等形式化、流程化、定量化方法，帮助人们实现创新策略生成的一套方法体系。主要包括：
（1）矛盾问题建模的基元理论
把万事万物分为物、事和关系三类，以属性、量值表述其内容，形成物元、事元和关系元描述的创新细胞。以基元表达目标和条件，对矛盾问题建立形式化模型。通过大量信息的挖掘分析，列出所有可能的属性及量值，将有助于思路的拓展。
（2）系统化的发散方法
基于物质性、结构性、动态性和对立性原理，从虚实、软硬、潜显和正负八个方面拓展事物的属性，按一物多征、一征多物、一征多值、一值多征等途径进行系统性的发散。
（3）矛盾问题处理的三类对象
从条件、目标出发，分别对元素（基元对象）、准则、论域（时间、空间）进行变换，以得到解决矛盾问题的各条路途。
（4）五类基本变换方法
从集合论和大量智慧故事中归纳出置换、扩大缩小、增加删除、组合分解、复制等五种基本变换。
（5）四种基本运算
对变换得到的初步策略进行与、或、积、逆四种运算。构建多类创新思维魔方，拓展变换出所有可能的创新方案，达到类似解方程求得全解的效果。创新策略生成的路径图（局部）（如图1所示）。
通过对创新思维的本质分析，实现思维发散、拓展、变换的流程化、形式化，实现多方协同的流程化创新，让普通员工在职业经理人指导下，通过信息收集、问题分解与组合，解决问题的思路拓展等，生成创新方案，解决矛盾问题。互联网背景下的可拓创新模型（如图2所示）。
可拓创新方法可以有效提升思维拓展度、对问题的分析与拓展变换能力。以思维拓展度测试为例，未经过可拓学训练的人一般能想出8-10种左右的策略，而经过可拓学培训后能想出50多种策略，且意犹未尽。
可拓创新方法可弥补TRIZ方法应用范围主要在机械、电子等技术领域的局限，对商业模式、绩效激励机制、管理模式、产品设计等进行系统化创新。
可拓学的基元表达很容易被西方学者接受，而其系统化拓展、变换的思维方式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系统观。中国发展中的很多创新案例都可用可拓学解读。
四、和式创新与可拓学的融合拓展及其意义
和式创新与可拓学方法都孕育于中国独特的文化情景，核心目标都是解决理论或实践中的对立或矛盾问题。对立问题是指在同一条件下要实现两个或多个目标，而在这个条件下，这些目标是不能同时实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各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对立问题，如何使对立问题变为共存、共赢问题，需要独特的和式思维方法。
关于对立问题的解决，人们通常有如下三种方法：
（1）“非此即彼”的斗争方法
如“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听我的”或者“听你的”等，可以称作“一边倒”，即只取一个目标，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在政治斗争中经常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简单、直接，但容易导致新的矛盾产生。
（2）“亦此亦彼”的平衡方法
如“你三成，我七成”，通过谈判、讨价还价使矛盾双方各得到一部分利益，在折中点上使矛盾达到调和，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满足不同的要求，各实现一部分目标。这种方法大多情况在谈判时使用，被称作“折中调和”。
（3）“互利共赢”的转换桥方法
使双方或者在不同时间，或者在不同空间，或者在不同的位置（或特征）上，或者在其它不同条件下使对立双方都得到满足，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通俗说的“双赢”。也就是采用特殊的措施，使对立的目标共存起来。这是一种比较巧妙地处理矛盾问题的方法。
在解决矛盾问题方面，和式创新与可拓学具有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如可拓学利用转换桥工具剖析深圳皇岗桥的陆港通卡设计：香港靠左走的汽车上了这道桥以后，变成向右走进入大陆，使两个对立运行规则的交通系统变成共存的系统。这与“和式创新”剖析解决中国香港回归问题的“一国两制”设计，都是转换桥方法的典型案例。
总而言之，和式创新与可拓学都是基于中国文化总结归纳的用于处理矛盾问题和指导创新的新理论，和式创新有很好的国际化背景，侧重宏观的理念；可拓学将集合论和基元建模相结合，从微观层面进行流程化、形式化的发散、拓展、变换，为和式创新的实施提供科学的方法工具。
“和”式创新与可拓学的融合，将在“中国原创理论”的输出方面提供如下思路：首先，整体战略和未来趋势是“和”式创新，不惧怕矛盾，拥抱矛盾，以“和”统天下；其次，实现“和”式创新的路径是拓展、变换、转换，可拓学在矛盾处理方面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第三，与西方理论有较好的对话、衔接机制。李华教授在国外多年，和式创新已经得到国外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可拓学的基元理论和关联函数等也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吻合，被国外学术界广泛认可。两大理论的融合形成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冲突到矛盾消解的一套理论方法体系，将是中国原创理论输出海外，辅助解决国际矛盾问题的一个新尝试。
和式创新与可拓学的融合，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从理念、理论到方法的完整体系，加快中国学者原创的理论输出到西方社会的步伐，有助于减弱或消除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误解，给西方政治家寻求合作提供依据，使基于中国文化的创新理论为世界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华，拥抱矛盾，“和”式创新[J],清华管理评论,2016（6）,29-33
[2] 李华，陈劲，“和式创新中的可持续发展观[J],清华管理评论 2016（10）,48-53
[3] 李华,中国携华夏五千年文明和创新重返世界之巅[J],瞭望中国 2017（04）,10-13
[4] 李华,中国和式创新与和平崛起[J],瞭望中国, 2017（11）,18-23
[5] 李华,中国和式创新引领未来[J],企业管理, 2017（02）,14-17
[6] Li-Hua R (2017), China’s Embracing Innovation Leads to the Future , UN Chronicle,https://unchronicle.un.org/article/china-s-embracing-innovation-leads-future
[7] Li-Hua R (2017),China’s Embracing Innovation leads to its peaceful rise, The Online Journal of China Policy Institute: Analysis,
https://cpianalysis.org/2017/05/11/chinas-embracing-innovation-leads-to-its-peaceful-ris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8] 杨春燕，蔡文，可拓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8
[9] 周志丹,李兴森，企业自主创新的可拓创新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 28 (5): 769-776
[10] Xingsen Li, Yingjie Tian, Florentin Smarandache and Rajan Alex, An Extens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Decision Making, 2015 (14)1, 69-91
陈剑平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李兴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张伟相/文 （宁波源动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创始人 宁波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导师）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