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是世界近代民族独立运动的核心内容。时至今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有过殖民经历，并在民族自决过程中保留了同原殖民宗主国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仍将“独立自主”作为维护国家发展和对外合作的重要内容。追求独立自主发展，是当代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历史起点。“同样的历史遭遇”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在追求民族独立自主发展过程中同被殖民国家的历史共识。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的基础，就是中国一贯坚定地将“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根本。诚然，尽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在获得“独立自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是充满艰辛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更能体会到那些曾被纳入殖民体系的民族在国家建立和发展中的艰难，也由此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发展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事实上，由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发展目标仍路途遥远。即使在2018年的今天，年初美国对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由此导致中兴通讯不得不宣布受此影响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一个国家的存在或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强大。晚清时期，中国虽然有国存在，但却因为国家实力衰弱，导致中国人获得了一个极度羞辱的专有名词“东亚病夫”。在19世纪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这个羞辱性一直伴随着中国人，割地赔款已经成为常态。即使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国的领土上，仍有列强众多的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列强在中国境内开设的商业场所内，甚至出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中华民国期间，纵然有吉鸿昌这样的敢于维护民族尊严的中国人存在，但在西方列强看来，旧中国就是一个笑话。纵使有无数个爱国的吉鸿昌存在，如果不能缔造一个能彻底、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就永远是一个软弱的、严重缺钙的国家。中国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和胜利者，但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被瓜分、掠夺的现状，战后的中国在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民族独立自主发展方面的利益和尊严并没有得到维护。
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或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孜孜探求的真理。这也正是逐渐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人首要考虑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还是作为中国对外合作的发展成就经验交流，该问题都是一个至关重要重要的基本起点。正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指出：“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制度。制度强则国强，制度独立则国独立，制度进步则国进步，制度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个制度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先进的重要指标。但是，一个制度在多大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则是衡量这个制度则是否先进的关键维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资产阶级在历史的发展中曾做出积极的贡献时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又导致资产阶级重新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者。马克思通过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得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这一论述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能获得持续提升，并进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最终将由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来埋葬。历史是发展的，只要人类存在的现实不会终结，人类的发展史和进步史就不会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在探索社会综合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实施更加有效的社会实践手段，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总结出了新的发展经验。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现实看，从长远角度出发，建立一个新的能够规避其他天生存在缺陷的制度，正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泽东长期思考的问题。诚然，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断完善，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包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存在缺陷无疑是中国制度设计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它并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此外，在封建制度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新制度，也要考虑到因这一基础薄弱带来的问题。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和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毕竟缺乏更多的社会实践检验。而苏俄所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又同马克思判断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苏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成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也由此提出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多阶段发展规划。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决策思路得到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很好继承。无论是邓小平时代确立的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战略”部署，还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的“三步走战略”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决策思路。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制度设计思想无疑是解读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经验的起点。毛泽东针对不同时期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新中国的制度设计有着太多的思考和理论，其中包括抗战结束前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1945年）上毛泽东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建国之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文章都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制度设计的重要思考。从文章标题看，从“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貌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甚至由于受一定时期内国际敌对势力的舆论影响，将“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视为洪水猛兽。站在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今天，从国际经验交流视角看中国的发展经验，这两篇文章所反映的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制度设计思路是一致的。对于前者，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破灭；对于后者，人民民主专政强调的是人民的民主和对给中国独立自主发展进行破坏的反对派进行专治，这种专政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总将“民主”、“自由”放在嘴边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及其普通的事情。
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针对“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不同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新中国要建立的制度就是“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些论述，都清晰地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性质。
看待新中国的制度设计，如果从“断章取义”或“字句考意”角度看待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制度设计思考，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并不能真实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设计现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才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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