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全球秩序的相对稳定，安全的边界已经极大地扩大。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等等概念当前热度较高的议题。这种被称为“非传统安全”概念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现有国家或国际秩序的稳定或对认同，也由此与军事或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安全问题相区别。但二者都是国家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重要方面。没有安全就无从谈发展，正如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整体上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两个阶段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独立初期的新中国结合当时的国际发展环境，在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全力以赴创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从历史看，这一努力一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到冷战的后期，由此也反映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重大决策判断中。因此，在系统研究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经验的时候，决不能用今天的秩序观看待历史的秩序观。中国这两个阶段的时间节点也不是整齐划一的。
人类社会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理论上讲，判断一个制度是否进步，关键的是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的生产关系。但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进步规律的新制度的建立之初总是避免不了来自旧制度势力的疯狂反扑。因为新制度代表了更多人的利益，也由此触犯了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利，因此千方百计抹黑新制度，并竭尽全力消灭新制度。历史来看，这一过程中抹黑、诬陷、诽谤、造谣、武装镇压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历史现象并不单纯地存在中国的历史中，也普遍存在于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过程中。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拿破仑在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特别是制定和颁布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典》，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拿破仑无法改变被封建集团毁灭的命运。美国独立期间，也面对来自英国的军事进攻。但不同的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得到了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支持。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新政权的独立自主发展首先要维护政权的“安全”，即抵制或反击来自反动势力的反扑。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3月18日的“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从政治家的角度指出，对巴黎公社的失败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一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之所以说从政治家角度看，这是因为政治家更明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的重要性，在决策中也更能多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而言。对一个新建立政权的维护，非仁慈手段是必须的。革命时代使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是历史的必然，否则就会被“革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认识观。从革命经验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历史事件，逐步让其认识到了依靠和平、协商手段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民党反动派宁肯错杀十个、百个也不放过一个的反动政策下，大量的共产党人甚至民主人士都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在研究苏联经验时，有针对1934年斯大林实施的“肃反运动”中导致大量的“无辜”人士受到迫害。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政策，即使是“最好”的政策，到执行层面都会受到多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一个政策好坏的历史评价应该更多考虑是否解决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对后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苏联的“肃反运动”发生始于1934年，并延续到1939年前后。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在解决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导致的国内危机中已经开启了法西斯的战争机器。而美英法绥靖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是“祸水东引”，让法西斯入侵苏联。在此战争阴云笼罩背景下，清理隐藏在国内的反苏联势力，形成上下统一而有效的权力集中体制对于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是斯大林必须要关注的重大问题。斯大林的肃反政策无疑对于二战期间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入侵，改变二战局势及战后国际格局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此文件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后人对革命历史时期的一些“肃反运动”扩大化表示质疑，甚至批判，很显然是没有能够从当时的局势出发考虑。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对过去政策的适度调整，也是合理的，并不妨碍对前期政策的历史作用肯定。
制度相亲是抱团取暖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从理论诞生到制度实现，到今天的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弱势地位。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经验、教训一直是中国学习和总结的对象。正如列宁在苏俄建立后，曾多次表达在公平基础上与世界广泛合作的政策一样，寻求同西方世界，包括美国的合作也是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毕竟，在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蚕食中国的进程中，美国表现的并不是最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为反抗日本法西斯，尚有重要的多领域合作。因此，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谈话中就表明，希望未来开展中美间包括贸易、投资等众多领域的合作。但美国铁了心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反共产党的内战，导致了中美间的合作成为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拉下反社会主义的“冷战铁幕”背景下，寻求同支持美蒋的西方阵营合作已经没有可能。而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无疑是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保障。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也符合苏联的利益。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苏联的支持，让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1949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对苏联进行访问。期间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在1952年之前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外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以年利率1%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对此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51年10月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众多历史事件中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由此多次挽救了中国革命，并成功缔造了一个安全的新中国。从建国之初毛泽东确立的对外政策“一边倒”到1956年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提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并不是中国脱离实力的“好大喜功”或“好为天下先”，而是都反映了中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做出的正确决策。在维护新中国安全角度看，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也成为紧随其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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