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以经济学研究为主业，但他没有躲进象牙塔里不管东西南北风，樊纲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人们关心的经济问题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和解释。1991年、2005年，樊纲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5年、2008年、2010年，樊纲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国《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李剑阁与樊纲均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但樊纲还有一段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今天，人们将海外学成回来称为“海归”，但在当年，这种经历常常被人们善意地称为“洋插队”，因为那一代的年轻人大都有过“插队”的经历，在风华正茂的时候离开城市，到农村劳动与生活。樊纲就曾经是个“土插队”，在东北和河北插队十年。我收藏的樊纲签名邮封，就是纪念河北唐山大地震20周年的“震后新唐山”邮票首日封，因为樊纲既在河北围场县插过队，又在河北大学经济系完成了本科学业。既有“土插队”的经历，又有“洋插队”的经历，这使樊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双插队”的代表人物。他了解中国的国情，又同时受到东西方学术训练，具备世界眼光，这是樊纲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
我和樊纲开始直接交往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2006年6月14—15日，我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赴美国出席“第二次中美非官方高层对话”。当时，樊纲也是中方代表团成员。美方成员包括基辛格、舒尔茨等。后来，我又和樊纲同时出席了数次中外交流对话活动，包括与美国、德国等。樊纲的学术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他能够与外国朋友直接用英语讨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既理解外界的关切，又擅于表明中国的观点。
我收藏的最早的一本樊纲签名书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樊纲》，2005年10月9日签赠。其中写到，当初樊纲选择回国，“是一个交织着理性、感情、责任和良知的复杂难题”。首先，二等公民的隔膜感时时陪伴他，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其次，他还受到“良心”的困扰，当时出国的机会很少，如果他不回国，恐怕会影响其他人员的中外交流；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实现了经济研究的融会贯通，而且，这种融会贯通可以帮助他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我很欣赏樊纲的这种抉择，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抉择的正确性。当时中国一方面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理论亟须加强，另一方面改革实践不断深入，理论创新适当其时。回国后的樊纲很快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樊纲的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是融汇中西、开拓经济理论新视野的最初成果。樊纲全面考察了现代三大经济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出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导致了经济理论研究角度的二重性，从而导致“新综合”的可能性。樊纲认为，我们要特别警惕那种借口“国情特殊”而不讲科学的普遍意义、拒绝学习和利用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科学成果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他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综合，并不是要建立有别于科学的经济理论的“中国式的经济学”，而是要利用各种经济理论建立起适合于我们需要的理论体系。
2011年7月，我们买到一本《樊纲自选集》，请樊纲签名留念。这本书将樊纲自选的9篇论文分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三部分，每篇论文后面还附有一小段樊纲的学术自述，讲述论文的写作背景及反响。樊纲签名时，还特地在他的新书《中国经济再平衡之路》上注明赠送给我和夫人寿瑞莉。这本书把中国的经济失衡与全球失衡联系在一起，重点考察中国经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外部失衡”，以及国内高储蓄低消费的“内部失衡”，指出中国外部经济失衡是由内部失衡引起的，从而得出通过收入再分配与财税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政策建议。在这本书的封底，有这样一句话：由现象而思考，从思路到出路。我想，这也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与责任所在。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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