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8日早晨，我正在浏览当天的报纸文件，《解放军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在红色史海扬帆竞渡》吸引了我。这篇文章记述的是我军著名党史专家、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的事迹。其中一段写道：
1980年1月，他撰写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的中文版与英文版上同时发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同志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工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我立刻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想办法找到那篇文章。可是他们去社科院图书馆时正逢图书馆装修改造，没能找到创刊号，而1980年的杂志由于年代较早，没有数字化，网上也没有搜到。“也许，我们直接找到邵教授本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工作人员建议。
邵维正是军队系统很少有的专业技术一级的著名教授，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他。果然，他告诉我们，《解放军报》上提到的文章目前收录在学习出版社出版的《邵维正自选集》中，是第一篇文章。而且，令我感动的是，他为了表示对我主动索书的尊重，竟于2011年7月12日偕夫人张娜亲自把这本书送到我的家中。
那一天，他们夫妇除了带来《邵维正自选集》外，还带来《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邵维正的夫人是画家，也带来了自己的作品集。我和夫人寿瑞莉请他们在书上和一枚建党90周年之际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邮票首日封上签名留念。邵维正是党史专家，其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创建90周年纪念日前后，他的签名特别有纪念意义。
我们的话题自然谈到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邵维正因此被借调到社科院近代史所，被分派承担第一卷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有关内容的起草工作。可是，邵维正一深入进去，发现当时连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参加人数都还莫衷一是。这使邵维正萌生了先作基础性研究的想法。
“那时候从事这项研究，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一大亲历者包惠僧、刘仁静和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还在世。我对他们进行了多次访问，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又通过研究当时的报刊资料，举一反三，相互对比，逐渐形成了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7月31日闭幕，共有13人出席的结论。”
说话间，邵维正语气轻松，但后来我看了他的回忆文章《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知道整个过程并不简单。在他最后一次访问后不久，包惠僧不幸因病去世。刘仁静十分拘谨和敏感，不愿多言，但他偶然说出的一句话，给了邵维正很大启发，推动了研究工作深入进行。最后形成的文章虽然只有1.8万字，但查阅的资料不下百万字。 邵维正的研究成果最初发表在内部刊物上。胡乔木看到后，通过秘书，几经周折找到邵维正，建议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并介绍到国外去。文章公开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并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字，引起许多外国专家的重视。今天，邵维正的结论已被党史界广泛接受，成为经典的、权威的论述。
2011年12月30日，邵维正、张娜夫妇再次来到我家，这次带来的是《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这本书被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确定为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第五批推荐学习书目之一。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在推荐语中说，这本书揭示了党的性质和建党的基础，充分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驳斥了海外“早产论”“卢布党”“舶来品”等谬论，既还原历史，探寻建党的路径和规律，又以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生动形象的语言，增强可读性。同时带来的还有张娜的油画台历，台历共12页，每页刊登了张娜的一幅油画静物花朵，在封面上，印着“用生命铸就美丽”几个字。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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