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国重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是一个代名词。从1982年开始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到1986年2004年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中国“三农”发展的。可以说，这体现中国在探索改革开放进程中对“三农”的重视，也是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对“三农”的重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重视“三农”问题恰恰体现了这一初级产业在市场化中的脆弱地位。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视“三农”问题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之一，那么这一经验的基础和关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逐步确立的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
土地问题是长期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资源问题。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如果不谈土地所有制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没有涉及到该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研究人类的发展经验中，任何国家或任何制度下的土地制度都是一个基本的重要问题。即使是在当前人类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土地仍然受到各国的普遍高度关注。在发达国家，土地关系到工业用地、建筑用地、公共设施建设等，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在发展中国家，土地问题更为重要，它不仅农业人口的生计依托，也关系到社会居民的容身之所，由此土地分配问题常常是影响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考虑各种土地延伸价值、所有权使用权分离等形式的土地问题时，更应该考虑土地所有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起点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土地要素带来的经济收入、资源配置差距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建国以来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确立了一个稳定的、可为其他行业发展提供资源、人力供给的社会。
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土地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凸显了国家治理中土地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作为重要的民生思想。但是，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没有能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目标。土地理论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土地资源公平分配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从全球看，目前仍有不少国家的土地分配问题是当前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如非洲大国南非、津巴布韦等。还有国家因不同民族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争夺，引发国家内部的长期战乱，众所周知的苏丹达尔富尔游牧民和农耕民族的武装冲突问题，诸多案例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她就是人类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巨轮”，自身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建国初期，不到5亿的总人口中90%以上是农村人口，2017年中国乡村人口仍有57661万人。中国农民的安居乐业，就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国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
毛泽东将是否支持土地改革确定为衡量一个“完全革命派”的标准，保障农民的利益国家社会发展才能稳步推进。在中国，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和土地的立场就是，革命依靠农民，工业化建设依靠农民，因此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是否坚持为农民获得土地，是区分革命和反革命，人民立场和敌人立场的一个关键标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讲“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就农民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毛泽东在会议上讲“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从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看，一个“完全革命派”意味着毛泽东对土地改革重要性的高度关切，它涉及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保障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三个基本阶段。而前两者的难度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至关重要。
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思想是新中国制度设计的根本，也是中国发展道路所不断取得成绩的重要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耕者有其田”变为现实的伟大政治家，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苏维埃政权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在漫长的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不断取得成功，就在于坚持开展土地改革政策。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专门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到9月13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该文件的实施，满足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 “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解放战争的热情，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正如美国人韩丁在其对中国农村土改调查基础上写成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所指，“新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内战时期，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南北战争时期的作用。”建国后，195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后经讨论通过并于6月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布施行。由此，耕者有其田终于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既是对中国传统土地、农民问题的关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思想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过程。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与中国的社会改造进程密切结合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面对的挑战不仅是落后的生产力，更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重新塑造了中国各阶层生产关系，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时代“热歌”“翻身农奴把歌唱”所反映的恰恰就是这一历史。土地改革既解决了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的就业和温饱问题，也为其他领域的建设和积累、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站起来的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农民是中流砥柱。在富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工贡献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强起来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占有中国人口绝对高比重的农民仍是主流。在中国实施计划经济进行社会发展的积累和起步阶段，中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确保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在市场化改革发展阶段，增加农民收入也是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三农”的根本最终要落实到农民利益的根本上。正如2018年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所指：“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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