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必然带来经济结构变化。
中国“两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态度。中国经济要上台阶，进一步的开放，必需是双向的，即既对外开放，也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化条件，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美元，发展到2017年的8827美元；同期人均国民收入由200美元增长到了8690美元。经济成长的规律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当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国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的模式将由要素扩张转变到效率提升，即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等效率提升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显著提升。
从经济结构转型的角度，中国当前面临着旧产业移出和新产业移进的双重任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彼时中国贫穷落后，中国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后，产业升级等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需要，就要求中国将不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
除了劳动力、土地等价格上涨，不再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之外，产业提升的政策导向也使得大量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强烈感受到了政策的变化——原先的支持政策大量消失，政策对它们越来越不友好。具体表现诸如：越来越严格的劳动用工条件、超乎企业承受力的环保要求、财税优惠条件的消失、信贷等金融支持环境的转向等。可以说，近几年深刻感受到中国营商环境变差、对中国发展环境有诸多怨言的，正是这类需要转移出去的企业！
从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角度，近几年中国企业的外迁，不是太多、太快，而是太少、太慢！企业外迁显然可以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腾笼换鸟”条件，使得经济发展的有限空间资源得到重新利用，并实现国内资源重配、效率提高的功能。实际上，大量的普通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很有点“鸡肋”味道！除个别地方外，大部分地方对显然已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这类产业，虽然全力谋求转型、升级，却收效甚微。由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不够快，社会就业压力比较大，对这类企业却又不得不保。
具体到个别企业，由于市场环境、生产技术、经营条件等的差异，也许有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企业转移到国外，比如某玻璃制造商。这类企业基于自身的发展，对营商环境有着独特的个性化需求，并且全球布局、全球经营，是这类已成长为跨国性大型集团的运营需要！这类企业的外迁，和大量曾经是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活动主体的中小企业外迁，有着本质区别。
因此，中国企业的外迁，并不是某些人士担忧的经营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前景忧虑。在世界银行于2018年10月31日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2018年的排名大幅上升30多位，从2017年的第78位上升到第46位，进入世界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可见，中国当前的企业外迁，更多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自然需求。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笔者一直秉持有如下看法：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会经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之所以会有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是因为新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的成型需要较长时间，因而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经历“下降——走平——回升” 三个阶段，会有2次拐点、2次转变过渡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度增速已连续7年运行在（6.6,7.7）的狭窄区间。笔者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已临近“底部徘徊”阶段的尾声，伴随着供给侧改革重心渐次由“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的转移，投资将逐渐回升，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偏升的增长格局，态势已越来越明了。
在经济和政府的关系上，由于传统习惯、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政府的建设型特征更为明显。区域竞争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保持旺盛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各地对于招商引资，历来注重且熟练，但对于企业外迁，却基本处于忽视状态，这可从舆论对企业外迁的一边倒评论中可见一斑。
可见，企业外迁并不可怕，相反还为当地经济转型准备了条件。企业外迁并不会使当地成为“铁锈地带”，企业迁不出、转不了，最后死掉，当这种现象普遍化时，才会使当地经济“生锈”！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值的比重看，加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普通纺织制造、制鞋、玩具等）等一般性制造业的转移，已相当有必要。2000-2009年间，中国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占全部出口的比重，由57.1%提高到了90.7%，之后维持上90%上下小幅波动，其中2014年时最低为84.2%。显然，加速淘汰落后产业、加速不具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这实际上也是当前中国“去产能”的重要内容。
然而，纵使有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中国产业转移和企业外迁之路，却仍不够迅速，仍任重道远。外迁缓慢，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企业家的“母国情结”。这既是对国外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也是个人情感心理的需要。中国文化讲究“衣锦还乡”，成功之后继续异地扩张少有涉及；无论是投资还是“打工”，背井离乡通常是无奈之举，少有优先选择。
经营能力。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对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市场，以及中国普通制造业外迁目的地西亚地区差异较大的人文环境，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的能力还不是很强，这直接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外迁。
产业配套能力。中国虽然劳动力和土地便宜的禀赋优势已逐渐消失，但产业体系完善，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的配套能力。2000年后，中国各地区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快速发展，在全球竞争中积累起自身的产业链优势。各地面向全球市场推进产业集聚、以核心企业为抓手推进产业集聚，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而海外无论是作为生产端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作为市场端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外迁制造业的配套，整体上都显不足。除非有足够大的劳动、土地等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位差”，配套能力的差距，使得大量中国企业外迁不能成行。
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中国必须像为了培育新兴产业而重视“招商引资”一样，为企业外迁提供服务。首先，至少不能对企业外流设置门槛（现实中企业转移常有许多障碍，比如严格查税和监管升级）；其次，国家层面要和外迁目的地大力发展区域一体化，加速中国经济和海外经济的融合，使得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可以延伸至海外；第三，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货币环境；最后，企业外迁要与国内产业链提升、结构调整相结合。总之，笔者认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保持中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的定力，使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不受海外环境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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