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论坛的主题“新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是对“一带一路”的准确和最简明描述。
我是1940年出生，可能是现场年龄最大的人。很遗憾的是我不能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了；但是我的年龄使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的历程。我曾经是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负责过浦东开发的规划和建设。今天，我想由浦东开发的体验，回答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的一些问题。
经济学家曾质疑：浦东开发是口号，不是行动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5年,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回忆1990年代浦东开发初期，也遇到了类似于“一带一路”开始时的国际舆论的质疑。当时，我们做了及时、明确和负责任的回答，并以实际行动逐步消除了某些误解，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信任，同时我们坚持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开发开放浦东，吸引了全球的投资者，实现了浦东开发的愿景。
浦东开发是1990年宣布的，当时国际舆论多持怀疑态度，主流说法是“这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实际行动”。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看到落后荒凉的浦东说，浦东开发可能是要造一个“波将金村”。大家知道,“波将金村”是俄国波将金元帅为了欺骗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修建的一个假村庄。“波将金村”也就成了弄虚作假同义词。弗里德曼先生是世界一流的货币学家，他懂经济，懂货币，但是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时还看不明白；也许是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没有说的明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对浦东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深入地了解了我们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法。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看浦东开发是行动，不是口号。当时这只是少数的声音，但是后来浦东开发的成功证明他说的对。若干年后，弗里德曼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先生说：弗里德曼当时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还健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英国议员曾质疑：浦东开发是否压制香港发展？
1993年，我访问英国议会时有几位议员问我，浦东开发是不是意在压制香港的发展。我认为这是重大的误解，无论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前或回归后，香港发展如受到遏制那么损失最大的必然是中国自己。
那时还没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对英国议员说在太平洋西海岸存在着一个亚太经济走廊。它由东京开始，经过首尔、天津、上海、台北、香港到新加坡。这几个城市犹如一条高速路上的明灯，它们都亮起来才能共同辉煌。但是当时的上海相对落后，因此，我说上海和香港是这条经济走廊上的两盏灯，两盏灯一起亮，互补互助，会相映成辉。BBC报道时也说上海和香港两个灯会比一个灯更亮。事实证明，我们通过浦东开发促使上海振兴，提升了上海对全国的服务能力，从而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新建成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和浦东机场都已经实现了世界一流的承载能力，自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联通。
记得1996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Sunday Globe ）记者访问我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该怕中国吗？》（Should we fear China ?），作者说浦东开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如果实现了这个规划，那时，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是经济大国了，我们该怕它吗？文章还配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双硕大的筷子夹着几面美国星条旗当菜肴。其实，那一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10。这大概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忧虑，不断散布中美两国必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将其夸大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其实，“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装的“伪论”。中国要高度警惕，不要陷入这一“伪论”。中国要坚持本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理念，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去努力！
“一带一路”是个杠杠，施力者是参与各国
20多年浦东开发的历史证明，浦东开发不但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上海经过浦东开发会成为面向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以及海运和空运中心，对于我们的近邻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生了明显促进作用。所以浦东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只顾本地利益的规划。今天的“一带一路”同样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倡议，而是提供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途径。
今天有人会问中国如此尽力地提供资金、提供经验去推动“一带一路”，到底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外部环境。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用个物理学的比喻吧。我们或可以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杠杆（lever），可以用它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水平。而给这个杠杆的施力者不只是中国，而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各个国家。“一带一路”绝不只属于中国，它为各参与国所共有，是各参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一条方便的快车路。
或许还有人问，你们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但也有人说是个“战略”，它到底是“倡议”还是“战略”？我认为“一带一路”原本是中国的倡议，但是经过参与国的充分协商，有了深度的共识，于是，这个倡议就成了参与国的“共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就成为了“一带一路”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和时代性。随着实践进展和时代的需要，“一带一路”也必将不断丰富完善，这将依靠中国和各参与国的共同坚持和努力！谢谢！
（赵启正在4月27日由中联部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第28届万寿论坛《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上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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