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大调整、大变革，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的发展，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需要人类打破日益盛行的精致利己主义、保守现实主义怪圈，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实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新范式。
文明交流互鉴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习近平主席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700年前，中国思想家通过观察万物自然，总结出天地大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全球有7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文明呈现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不同文明是人类创造精神的智慧结晶，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宝贵财富，虽然有历史长短之分，但没有优劣高下之别。非洲有谚语“从他者之间找到自我身份”，正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相依相印，才使得今天的世界绚丽多姿。而不同文化、国家、民族能够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谐共处，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对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文明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亚洲是文明发源地，更是大变局中的积极力量。亚洲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各种文化在发展长河中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呈现出百花齐放、融会贯通的气象，为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亚洲是人类最早定居地，著名的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产生于此，对欧洲古代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早期，亚洲养育着当时世界上近70%的人口、生产着当时世界上约80%的产品，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领先世界，为整个欧亚大陆提供了文化与发展范式，例如阿巴斯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现代，亚洲各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殖民斗争，陆续取得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正义举措，促进了第三世界的发展。
中国作为亚洲历史文化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多样，文明天然地呈现多样性，更为重视人类共同繁荣，其“平等”“共存”思想已经成为地区文化的精髓。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同时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体现。亚洲文明对话是一座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桥梁，也是一座促进友谊与和平的桥梁。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新型国际关系离不开各文明间的对话和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如全球发展不平衡在加剧，政治动荡发生的时空更为普遍，民粹保守思想层出不穷，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在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催化下，战争、占领及恐怖行为加剧了各个社会内部和各个社会之间的猜疑和恐惧，似乎印证了“文明冲突”论。
然而，文明间的关系史并非只是战争和冲突的历史，同时也是建设性交流、相互启迪、和平共处的历史，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广平等、容忍、多元等价值，以缓和紧张、消除冲突。早在1998年，第53届联合国大会就一致通过了“A/RES/53/22”决议，宣布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强调把对话作为实现理解、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加强相互联系，以及在不同文明间加强交流的一种手段。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繁荣，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现实，又体现了人类共同价值。新型国际关系要求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把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才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千百年来，人类都梦想着持久和平，“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将各个文明普遍长期思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发展目标，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既是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凝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性思维。“这不是一种得失分明、此消彼长的局面，而是一种全球互联互通基础上形成的互利共赢的态势”。现在，“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勃开展，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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