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正酣，很多人都在担心中国能否在贸易摩擦中获胜。而一段时期来，网络舆论场中“认怂”“心虚”等一些错误论调不时冒头。从某种意义上看，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一场舆论战、心理战，检验着中国人民是否具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去顶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压力。因此，必须及时澄清网络舆论场中存在的“认怂”“心虚”等错误认识，切实把大众的舆论认识引导到正确的轨迹上来，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决心和自信。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客观地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总体实力强于中国。但中国也绝非如有些人想象得那样脆弱，而是具有诸多自己独特的优势。特别是中国体制强大的比较优势，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大底气。我们应该坚信，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笑到最后。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立场和价值追求使其具有强大社会公信力和凝聚力，能将个体的利益、意志凝聚为社会合力，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党的领导是中国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定盘星，使中国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有坚定的战略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顶住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把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今天，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更加成熟、经验更加丰富、战略策略更加科学，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制度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更有信心和能力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一味退让，也没有自乱阵脚，特别是没有因贸易摩擦扰乱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既定战略步骤。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党中央认真研判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同时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确保了中国经济社会稳中向好的总体态势。
而美国两党政治斗争不断，政治分裂成了惯性，党派激烈对抗经常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据美国媒体统计，自1976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经历21次“关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坚持要求国会拨款57亿美元，沿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建造一堵隔离墙，遭遇民主党强烈反对，拨款法案因而无法通过。部分联邦政府机构自2018年12月22日起关门，停摆一个多月，大约80万雇员无薪工作或无薪休假。事实上，关于边境墙经费的争论只是表面。政府部门停摆事件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特朗普四面树敌，美国各大利益集团对特朗普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这次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在迎合部分政治势力和选民诉求的同时，已经在国内造成了激烈争论和重大裂痕。美国不计后果的冒险，已经在国内引发强烈的反对声音：美国大豆协会、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美国消费者协会、美国零售协会……美国各界纷纷谴责这是在扰乱市场，伤害美国消费者、产业工人、农民、企业的利益，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冲击，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之声也此起彼伏。这一年多来，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在国际国内都丧尽人心。美国为一己私利四处挑起经贸摩擦，不仅被世界各国人民和世界贸易组织所谴责，也遭到了美国国内众多利益受损者的激烈反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经贸摩擦必将继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最终战胜美国的霸权主义、贸易霸凌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在这场贸易摩擦中笑到最后，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当年，在经济极端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帝国主义封锁等严峻条件下，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成功勘探和开发了大庆油田等，办成了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国家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样，中国成功战胜了1998年洪灾、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等。近些年来，我们取得了高铁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建设等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正是凭借这一制度优势，中国只用了世界经济史上相当短的时间，就从积贫积弱成功实现“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也有助于我们迅速动员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考验。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核心技术的竞争，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抢得先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为避免在关键领域被对手卡脖子，中国正充分发挥体制优势，集中力量进行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以确保把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
反观美国，由于美国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间常常出现摩擦、扯皮，两党掣肘对立、相互否决，导致许多紧要国事不能得以及时决断。例如，2008年，当金融危机越演越烈之时，美国国会内部对“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存有反对意见。这一情况，让计划的倡导者、时任财长的保尔森非常着急。为了尽快让救援计划获得通过，保尔森多方周旋，甚至在时任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面前下跪，引来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远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
高效是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高效是中国体制的又一巨大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中国体制的高效优势，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认可。如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员政治学客座教授、肯特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就认为：“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高效”，“中国政府在启动改革或进行某项具体工作时候，常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中国体制的高效，体现在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突出的执行能力，这是美国体制所不可比拟的。
一方面，这一体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组织动员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风险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中国体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有效地把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做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应对各种挑战。这种体制的优势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以中国应对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灾难发生后，中国的决策速度和动员能力令世界惊叹，十几万精锐部队，数十个专业兵种，近400支专业救援队，近5万医务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线，很快覆盖了每一个受灾的村庄。美国兰德公司针对中国在汶川地震救灾中展示出来的力量，在报告中对全球各国的动员能力进行了评估，将中国定义为全世界紧急动员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纽约时报》把中国抗震救灾与2005年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做过比较，认为中国政府处理自然灾害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和政府的能力。
另一方面，这一体制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以高铁为例，《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一旦获准实施，执行力特别强。有些项目一旦决定建设，或许从提出到开工就仅仅需要三五年而已。而不像美国，三五年还在讨论、研究、博弈。美国的加州高铁项目早在2008年就已经正式通过立项，却因为一系列的融资、成本和征地问题，一直拖延到了2015年才举行了开工典礼并开始施工，却在2019年2月份又被基本砍掉，可谓是“命运多舛”。2019年2月25日，《纽约时报》刊发题为《美国还能搞大工程吗？加州高铁项目引发怀疑》的文章认为，美国的两党政斗已经对本国的基础工程建设事业造成了影响。而一直力主推动这一高铁项目建设的时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曾于2013年和2017年两次来中国考察访问，并都登上了中国的高铁列车进行体验，对中国高铁“赞不绝口”。美籍日裔思想家福山就认为，中国体制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对于中国体制的突出执行能力，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实现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信念高度一致、决心坚如磐石。中美贸易摩擦，说到底是国家体制的竞争。中国体制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中国人民有无比的信心、十足的底气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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