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召开的亚信峰会及7月召开的G20峰会，将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焦点集中到一起。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伊朗安全冲突趋于升级态势下，世界向何处去重新摆到人类的面前。作为特朗普政府单边贸易主义的主要针对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的态度无疑是备受关注的。
协调共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协调共同发展一直面临着挑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但历史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来不是直线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由于发展水平差异，及更重要的一些破坏性因素的存在，一直是影响人类共同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当一些地区内的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合作来积极寻求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发展挑战问题时，却可能触动另一些国家的利益并人为设置障碍阻碍这一发展进程。从来没有人能完全否定国际社会中丛林规则的存在。但丛林规则的存在并不是合理的，也不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人类共有秩序的建构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由此，站在21世纪人类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迫切。
2019年联合国很多报告中“不确定”一词使用频率较高。作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多边机制，联合国在其报告“世界经济形势前景（2019年）”中提到，贸易协议不确定、货币政策不确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政治发展不确定、经济增长不确定、2030议程不确定等，单一使用频次达到60次以上。当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得不到解决，当美国伊朗安全冲可能性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似乎世界的发展正变得很不确定。历史地看，人类发展进程中，导致“不确定”的发生，更多是强国、大国自身发展给外部带来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回顾历史，人类社会整体前进的脚步一直是确定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历史事件面前，在大国影响世界发展充满不确定的时候，需要更多国家体现出对人类共有秩序和发展的担当，推动人类社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责任和当担从未缺席。从体量上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新航路开辟以来的400多年中，也只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坚定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立场才为中国赢得了真正的全球大国尊严和地位。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正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从未缺席大国责任和当担的高度认同。梳理二战后的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大国导致的不确定性从未消失，而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信念却从未动摇。一方面，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世界秩序由少数几个列强掌握到世界各国在国际治理和发展述求中都有发言权，中国的推动作用是突出的。无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坚定地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推进去殖民化进程，还是冷战对峙时期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推进不结盟运动开展，甚至反对苏联霸权扩张应对核威胁恐吓，中国都无惧威胁，一如既往地将坚持按照是非曲直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自身能力积极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理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发展观。如果说从积贫积弱起步依靠艰苦奋斗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对世界共同发展的责任和担当，那么中国提出通过“一带一路”共建、共享，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新时代中国对世界共同发展的新担当。此外，从中国自身发展战略看，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国内发展政策对外部风险的防范，这可以从历届的国家发展阶段纲要中充分体现出来。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讲话中提倒“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决策者有充分的外部风险防范意识，当前的中国有能力和意愿继续做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广泛开展合作。维护和平是为了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一贯将发展作为解决民族社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并强调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该理念下的中国发展经验是视大众的集体的共同发展利益高于个人或小众的利益。相比，西方国家常常以支持“民主”“人权”来干涉他国内政，最终导致社会发展陷入严重动荡，从而为自己谋求利益。所谓意识形态斗争，其实质是国家利益斗争。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如果单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特朗普执政以来以美国利益优先在世界范围内大肆使用经济手段进行本国利益维护，要比一些以意识形态为幌子谋求国家利益的美国总统直白的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要对其诸多盟友也频频出招。在面对共同挑战，维护发展问题上，世界上不同制度国家为维护共同的利益仍需要开展广泛合作。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订一个条约，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
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安全的挑战要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上世纪的越南战争期间，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曾面临过严峻的威胁。中国应对之策就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抵制美国的冒险行为。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旨为“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讲话中针对当时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讹诈态度指出，“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并提出中国愿意在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广泛开展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间的合作，包括团结美国国内的反战力量。“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艾森豪威尔同史密斯以及他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对现在要打是不赞成的；杜勒斯、诺兰、尼克松、雷德福这些人，就比较更冒险一点。所以，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在大国影响自身发展影响国际进程的一些具体事务中，要敢于站出来，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遏制部分政治利益集团的冒险行为。
发展中国家抱团取暖互通有无比独立无援好得多。中国一贯强调自己永远的发展中国家属性，这不仅仅是发展水平的划分，更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阵营定位。中国重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发达国家开展广泛合作，反映了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步，也是中国见贤思齐的态度。但从全球范围看，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风险加大时，深化同属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更值得信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自身阶级利益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并赶超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当一种先进生产技术在没有竞争条件下能够获得长期超级利润，资本研发的动力就会下降，但这在客观上却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近年来国际上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生产什么什么便宜”，由此可以理解当下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5G应用技术使用的焦虑和抓狂，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差异。过去毛泽东多次讲中国有人口优势，而今天我们强调有市场优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会有更大的市场和资源优势。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所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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