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既来自于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探索。
前30年建立起的完整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点。不过，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未能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与世界的差距也拉大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经济体和众多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深度参与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正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获益者，在40年里对发达国家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赶超。
中国并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中国义不容辞反映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
由于以下突出特征，中国及其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尤其重要。首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占人类1/5的中国人民创造的成就对世界的显著意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其次，从满足探索国家兴衰之谜的学术追求来看，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经济发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并接近于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每一个必要阶段的大国案例。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大卫·休谟在1742年曾经预言，当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达到至真至善之后，艺术和科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后极少甚至永远不会在同一国家得到复兴。迄今为止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创造的奇迹，已经在不断打破这个“休谟预言”。
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在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健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以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GDP总规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仅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1%和美国经济的4.6%。及至2017年，中国GDP达到10.2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约12.7%，相当于美国经济的58.7%。随着体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增量贡献。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就超过了1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始终保持在30%左右。在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异常变化的年份中，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作用，全球波动性得以显著降低。
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论上成立的全球经济趋同，终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1978年至2017年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全球占比从21.3%提高到35.3%，按不变价计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6%。
作为全球经济趋同的结果，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1981年至2015年期间，全世界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统计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11.4亿人，减幅高达60%以上，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为76.2%。
从中国特色中提炼一般规律
中国从改革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手段，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要素不致流失，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激励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制度需求的变革。劳动努力程度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内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全面增加了农产品供给。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构调整过程。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左右的贡献。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历程；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作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速度。
展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
首先，从时间维度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渐趋完结。从增长动力的角度来看，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如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进的效果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根据每个国家面对的特殊挑战，创造出挖掘新增长源泉的条件。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考虑到改革效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成为第一个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所有形态，并完成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阶段转变的最大经济体。
其次，从空间维度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共享的逻辑。随着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先失去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同时，中国擘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需要形成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即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契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轨迹，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由于发展带来人民福祉的改善。过去40多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具有共享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情况下，要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这些都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共享发展理念更好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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