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两国频繁进行高层互动，两党总书记互访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上世纪80年代，针对新的国际政治形势和中朝关系新情况，中方微调了对朝政策。
中方微调半岛政策但始终维护中朝两国友好大局
1984年5月，胡耀邦总书记对朝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这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他本人近三年内第三次访朝。朝鲜出动50万人上街欢迎。考虑到金正日此时已身居高位，胡耀邦一踏上朝鲜国土即明确表示：“我将同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增进中朝友谊交换意见。我相信这次访问对加强中朝友谊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这时，中国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全力支持和帮助朝鲜的既定方针，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现实，适时调整对半岛南方的政策。早在1982年7月，中国外交部即将《关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调整对南朝鲜做法的请示》上报中央，获得批准。中国开始实行与南朝鲜适当接触的新政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积极支持半岛政策调整，亲自做有关方面工作。他多次与外宾强调：中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一是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二是可以牵制日本；三是可以孤立打击台湾当局；四是有利于半岛局势缓和。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朝鲜，邓小平特意请他向朝鲜领导人讲清楚，中国与韩国改善关系对朝方也有好处。
1984年11月，金正日以内部非正式访问方式来华。他此时仍不是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但其特殊地位和影响不言自明，中方从维护和巩固中朝两党两国传统友谊的大局着眼，接待标准极高。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彭真等多位领导人参加了会见、会谈和宴请。中方还为金正日安排了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专场演出。金正日离京前，邓小平亲自到宾馆与其话别，胡耀邦总书记为其举办了饯行午宴。
1985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应邀访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金日成当时表示，此次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向世界显示朝中关系的亲密，而且也是为了教育朝鲜的年轻一代和国内人民，因为“这是全世界哪里也找不到的国际主义。”198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朝鲜时，金日成在欢迎宴会上高度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的长征”。他没有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但赞扬中共领导核心“老练的领导”，赞扬中国“历史性变革”和“威力的加强，对增强世界反帝自主力量、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平和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1986—1987年，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杨亨燮相继访问中国，双方高层互动更加频繁。1987年5月，金日成又一次访问中国。邓小平在钓鱼台会见并宴请金日成时深情地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我们两家都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他还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指出：“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5月24日，当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陪同金日成去天津访问时，邓小平又到钓鱼台国宾馆与金日成亲切话别。金日成深受感动。回国前夕，他自天津致电中方领导人，对中方盛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相信，我们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兄弟友谊和团结今后必将世世代代地进一步全面繁荣发展。”
时隔半年，朝鲜政府总理李根模来访，双方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技术合作等实际问题。1988年5月，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也访问了中国，两军交往的频率和质量进一步提高。除谈军事问题外，邓小平还就朝方特别关心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事专门做朝工作。他在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人大七届第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他以当时国内外普遍关心的物价问题为例，明确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虽然要担很大风险，但“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他特别强调：“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
1988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等中方领导人，也分别率团访问了朝鲜。1989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出访朝鲜。这也是赵就任总书记后首次出访。金日成在欢迎讲话中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次访问，证明了中方对朝鲜的信赖，证明了朝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多么深厚！
苏东剧变推动中朝两国
加强高层互访与政治互信
1989年也是国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东西方冷战走向终结之年。当年5月，中国与苏联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时隔3个月，苏联政局突变，苏共被解散。在此前后，东欧地区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了原有的发展道路，东德完全并入西德。有的国家在政权更迭时发生了流血冲突。受苏东剧变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进程进入低潮。也就在这时，中国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此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朝鲜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非常关注，派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来华参加中国国庆活动，以示政治支持。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李钟玉谈到了北京风波，谈到了中国党的基本看法和立场。他说，“发生那件事是坏事，但归根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经过这件事，我们清醒了。我们的秩序两个月前已经恢复，但还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在此之前，中方派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军队代表团访问了朝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金日成于1989年11月5-7日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要访问。时年85岁的邓小平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人一起，亲自到车站迎接，令金日成非常感动。次日双方举行会谈时，邓小平说：“我们是朋友之时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金日成表示赞同，认为可以“简单一点。”邓小平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元首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双方在会谈中通报了本国情况，并就双边关系和重要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在会谈中，重点分析了当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他表示：“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会谈中，邓小平通报了他本人申请退休并且即将获批等有关情况，同时还肯定了新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的工作情况，赞扬他“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扎实，而且这个人比较民主。”
金日成对中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努力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也对朝方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这是邓小平与金日成的最后一次见面。
1990年3月，江泽民访问了朝鲜。此访既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对1989年11月金日成访华的回访。访问前夕，朝方即对此访表达了热切希望，赞扬江泽民是在“两国人民的友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访问朝鲜的，”强调“朝中友谊是阶级兄弟之间的友谊”。访问期间，朝方按照传统，组织了盛大欢迎仪式和多种群众性友好活动。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会见。金日成表示，朝中友谊是经受了历史的种种考验的。这次江泽民访朝，是对朝鲜人民的巨大鼓舞，必将进一步促进朝中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江泽民重申，中方完全支持金日成提出的“打破南北的壁障，实现北南自由往来和北南相互全面开放”的建议，中方始终不渝地支持朝方“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他表示，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江泽民访朝后，《人民日报》从中朝两国“友好邻居、亲密战友”的历史定位出发，发表社论，赞扬“中朝友谊是经历了历史的严峻考验的，是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的。”社论表示：“发展中朝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江泽民访朝后，中朝友好交往再度全面升温。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中国监察部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友好参观团、中国青年代表团、总政歌舞团、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团、中国旅游局代表团、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中共山东省代表团、辽宁省代表、中国科技代表团、中国农科院代表团、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中国外交部代表团等络绎不绝，竞相访朝。
当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朝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赞扬“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是年底，朝媒报道外国领导人新年来贺情况，第一次将中国放在苏联前面，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说明，当年苏联与南朝鲜建交引起了朝方不满。在朝鲜外交布局中，中国的地位已经超过苏联。
1990年也是朝鲜劳动党成立45周年。为展示传统友谊，中共中央发出贺电，对拥有400万党员的朝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同时高度评价金日成领导朝鲜党，带领朝鲜人民，在废墟上建立起“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社会主义国家，赞扬金日成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为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与此同时，中方也充分肯定朝鲜北南双方总理当年举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认为会谈“将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对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产生积极的影响。”关于中朝关系，贺电表示：“不论今后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渝地维护两国人民用鲜血结下的战斗友谊。”。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还专门率团赴朝，参加朝党45周年党庆活动，并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
这一年，同时又是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9周年、中朝文化协定签订31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40周年。双方纪念活动高潮迭起。譬如，为纪念志愿军赴朝作战40周年，中国多个代表团同时访朝：一是政治局委员率领的党政代表团，二是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另外还有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军烈属代表团。朝鲜对所有团组均热情接待。金日成会见了几乎所有中国代表团。
这一年，中朝两国还举行了其他许多友好活动。譬如，朝鲜的延亨默总理、杨亨燮委员长等人访问了中国。连接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的大桥，被朝方命名为“朝中友谊桥”。朝鲜江源道一所高中，被命名为“黄继光高等中学”。更重要的是，朝方出版了朝文版《邓小平文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的告别信。中朝关系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新形势激励下，一时全面升温，逆势而上。
面对时代变化新挑战双方加强政策沟通与务实合作
1991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严峻。东欧地区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已进入“转型”轨道，加速向西方世界靠拢。曾经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号称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风雨飘摇，气势将近。自以为在冷战中“不战而胜”的西方政客，为他们所说的“历史终结”弹冠相庆。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总理李鹏于当年5月访问了朝鲜。当年10月，年事已高的金日成访问了中国。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方领导人又一次亲临北京车站迎接。这是金日成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有文章回忆，此次访问时，金日成曾表示：苏联解体，东欧转向，美国却挟海湾战争胜利之余威，很可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迫使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范。中国应该担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责任，与美国抗衡，同时要求中国帮助其发展弹道导弹。中方表示：“中国决不当头，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世界已进入多元时代，美国不可能为所欲，如果朝鲜受到军事威胁，绝不会坐视不顾。”
邓小平会见金日成时，重点谈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格局等大问题。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要在两手下功夫，即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做起。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
谈到国际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因为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的同时，布什就宣布中国是不能孤立的。他还以1990年中国政府成功领导抗洪救灾为例，明确指出：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好。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干部起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他还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帮了我们，坏事变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苏东剧变导致国际形势天翻地覆的情况下，朝鲜与原苏东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受到巨大冲击，经济建设和民生事业遇到严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断加强对朝经济技术援助。虽然由于历史惯例，双方很少公开经济技术援助与合作的具体内容，但有材料透露，自1989年4月双方成立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时起，中方十年间实施了许多对朝援助项目，如平壤地铁工程、烽火里炼油厂、清川江火力发电厂、顺川火力发电厂、海州造纸厂等，还为朝鲜提供了大豆、粮食、原油等各种援助物资。朝方则向中国出口无烟煤、水泥、钢材和某些有色金属，以满足中方市场需要。据中国海关统计，1988—1992年间，双方贸易额一直保持在7亿美元左右，中方通常拥有较大顺差。例如，1992年中方对朝出口5.41亿美元，朝方对华出口1.55亿美元。1981—1992年，中国为朝鲜培养各学科毕业生和进修人员，共有1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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