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发展依靠“自给自足”是行不通的。人类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已经不可能在封闭锁国的条件下独立完成。无论是支撑现代商品的还是工业化生产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还是支撑商品可持续生产的市场流通条件以及社会综合发展进步等，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国内条件单独完成。生产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也意味着行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
在国际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中，出现一国与外部合作的中断通常是受到外部的限制。一方面，造成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大国“硬”制裁，即通过军事、外交、经济等手段直接封锁被制裁国家。这是国际政治中强国发挥霸权的重要手段。制裁给相关国家带来的发展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产业结构单一或极不完善、自身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因为受到大国的制裁或封锁而导致其经济出现崩溃，甚至一些国家由于被断绝同外部的联系，导致基本民生问题出现严重困境。如在资源进口国出现燃料短缺严重，民用和企业生产难以继续；资源出口国财政收入严重下降，必要进口商品受到制约，货币通胀严重……最终导致民怨载道，国家动荡，执政党或政府被迫下台，国家进一步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一些强国或国际机构的“软”制裁，即通过市场准入、技术转让、贸易壁垒、关税、融资限制等经济手段限制被制裁国家获取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合作，以期实现达到接受制裁机构的要求。典型的现象是冷战后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众多的非洲国家，受制于工业企业起步较晚，产业相对优势不突出，国际竞争能力弱，自身市场较小等因素，一大批国有企业在企业绩效低下，政府补贴严重导致财政难以为继背景下，最后不得不向外部寻求资金援助。对此，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和主权国家，纷纷要求这些国家进行完全私有化和自由化为代表的市场改革。这种改革的直接后果是推动了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这种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这些发展中国家仍在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周期影响，并在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寻求资金援助和支持。
相似的经历不同的结果在于，中国立足于发展的“自给自足”。同大多数遭遇“硬”“软”制裁过的国家一样，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就开始了不断遭受西方列强制裁的境遇，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屈服，而是坚持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坚持开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中国的近代以来的落后和挨打就是因为封闭锁国。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充分表明，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主融入世界的历史，而“自主”是态度，“融入”是目标。但是，这一过程是充满斗争艰辛的。正如毛泽东所讲“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建国后，中国坚持“自主”对外合作的举措是毛泽东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1949年2月毛泽东在同苏联派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就未来中国合作方针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关于开展广泛的合作“融入”世界，中共积极寻求开展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广泛的合作。但是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并随后开启了冷战，封锁中国关上了同中国合作的大门。为此，毛泽东在建国前夜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美国资产阶级政权的虚伪表明中国国际合作立场，其中包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批判美帝反华的真实面目。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文中所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之后四十多年的冷战对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立足于自给自足，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并推动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综合全面发展，在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背景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农业和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维护了“站起来”到“站直了”的伟大历史转变。相比，在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受自身产业发展和市场条件局限性影响严重。对此，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实施以援助为条件施压促使其进行“经济转型”或“结构调整”的社会经济改革，也由此导致了苏东巨变发生。在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再次开始了对中国的“制裁”。对此，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发展大局，积极通过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通过一系列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提高经济活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改革，再次成功瓦解了西方的制裁。正如邓小平所指：“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正是在这种外部制裁和威胁下，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实现了“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中国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中，美国开始了以“加增关税”为手段的“软制裁”试图再次遏制中国的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针对国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不高、治理结构有待完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等众多发展问题，坚持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提出了系列新时代的发展方案。中国文化讲“方法总比困难多”，敌对和遏制中国的理由有千千万，中国的应对方式有万万千。只要不脱离最广大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只要代表人类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就完全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发展利益。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讲，面对外部挑战，中国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在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实招硬招，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国自给自足发展起点的发展经验对世界发展理论探索的意义。其一，它是中国长期发展理念的内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国，发展的自给自足理念深入人心。高度关注中国农民的毛泽东曾讲“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也是对此的反映。其二，它是一种“生存经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长期面对西方封锁和制裁。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根据地人民需要大生产来自救。和平发展时期，要实现数亿人口的发展而不受制于人，必须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立足于依靠自己实现长远发展。其三，它是一种重视以我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如多次在党和国家发展方略中所指，发展的任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一种立足于自身大市场供需平衡的解决方案。其四，它是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发展理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产业经济的发展的较大优势，为中国应对外部挑战创造了良好物质基础和市场基础。其四，“自给自足”为由“生存经济”向“发展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表面看，自给自足并不是市场化的理论，但却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起步阶段不得不要面临的问题。无论从工业化起步的农业基础条件，还是从通过“节衣缩食”实现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初期资本积累，自给自足都是很必要的，这同西方列强通过全球殖民掠夺实现积累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自给自足”并不排斥更高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文化讲“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如果不能通过自身努力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凡事都通过市场融资的手段解决，那这样国家陷入包括债务危机、汇率危机、财政危机等等众多发展困境将是常态。这种在适度积累基础上的发展，将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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